“法律之不能”与“事实之不能”
在现行刑法学教科书中，“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是很重要的一章，它主要包括犯罪既遂，犯罪预备，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四个方面的内容，教科书对此所述颇详，只是对犯罪未遂目下的“不能犯未遂”多有缺如，而不能犯未遂无论其在是理论上的重要性、趣味性还是实践中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都是不可忽视的。本文拟就此话题作些讨论，以期大家指正。
本专科层次的教科书甚少言及“不能犯未遂”，有的干脆只字不提。赵秉志主编〈刑法学•刑法总论〉（以下简称“总论”）为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法学教材，其中提到不能犯未遂，虽然篇幅只占全部34万字中的600余字，但已算是较多了，《总论》称：
不能犯未遂，是指因犯罪人对有关犯罪事实认识错误而使犯罪行为不可能达
到既遂的情况。不能犯未遂这种未遂类型里主要又可进一步区分为工具不能犯未遂
和对象不能犯未遂两种。所谓工具不能犯未遂是指犯罪人由于认识错误而使用了
按其客观性质不能实现行为人犯罪意图、不能构成既遂的犯罪工具，以致犯罪未
遂。例如，误把白糖等无毒物当作砒霜等有毒物去毒杀人，误把空枪、坏枪臭
弹去射杀人等。所谓对象不能犯未遂，是指由于行为人错误认识，使得犯罪行
为所指向的犯罪对象在行为时不在犯罪行为的有效作用范围内，或者具有某种属
性，而使得犯罪不能既遂，只能未遂。例如，误认尸体为活人而开枪射杀、砍
杀；误认空包内有钱财而扒窃；误认为被害人在卧室而隔窗枪击；误认男子为女
子而着手实行强奸行为，等等。
《总论》在此给了我们相对较为明确的关于不能犯未遂的定义，就学生考试而言，应该是够了，但无论如何，老师总可以在课堂上把问题弄得稍微复杂一些，以致学生如坠五里雾中，耶鲁大学法学教授、美国著名辩护律师德萧维奇就是这么做的。
1970年代以前的美国刑法，一般将不能犯未遂理解为“不能”，而“不能”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即“法律的不能”和“事实的不能”，并且在大量的既存判例之后确认，只有“法律的不能”可以成为抗辩的理由，而“事实的不能”不能成为抗辩理由。然而这种区别，即使是极有造诣的专家和卓有成效的律师也是颇多疑问的。笔者在此仅以举例的方式对这两个概念作近似的描述。
法律之不能：
爱尔顿女士赴法国旅行，购得高级香水“蕾丝”若干，出关时想逃税，不幸被警察查获，女士也承认有罪。然而意外发生了，经调查，爱尔顿所购“蕾丝”是假的。而假货是不必上税的。
约州街头几乎每天都有外国游客只付很少的钱就买到一块他人“偷来的”劳力士手表，但那手表实际上却是街头烂仔用来炕人的，那不是劳力士。那么该游客有罪吗？他购买时是确信那就是劳力士的。
某猎人在禁猎期间狩猎，射杀一头糜鹿，他不知道他射杀的不是鹿，而是当局制作的“鹿偶”——那是在无用的鹿皮下塞了些稻草而已，那么这猎人也构成“未遂”吗？毕竟他以为自己是射杀了一头真的鹿。
有人为打赢官司，企图贿赂陪审员，可这位马大哈行贿的对象竟然不是陪审员，那么，此人是犯下了“行贿未遂”罪吗？
事实之不能：
有人朝屋内显然是床铺的位置开枪，那是他的目标每天此时睡觉的地方，但他开枪时，完全是偶然的因素，目标正巧去了别处，是没有回家或正在厕所什么的，反正是他逃过此劫，因为他不在床上。
有人欲与一女子做爱，他相信该女子是活着的并且一定不会同意跟他做爱……但事实上该女子在此次性交行为之前，已经因为不相干的原因死去了。在任何国家的刑法里，尸体都不是强奸罪的犯罪对象。那么该男子是否构成强奸未遂罪呢？
有人与一位16岁的女子发生性交行为，可是他在性交之前确信该女子尚不满14岁（由于女性身体的个别差异极大，这是完全有可能的），那么此也同样构成奸淫幼女未遂罪吗？
有人用自制土枪枪击他人，这本来是把制作很不错的手枪，也确曾杀过较大型的动物，可是他在射杀他人时，枪机坏了，并且子弹也有点潮湿，反正他终于没能伤着别人。此同（1）大同小异，差别仅在于（1）是犯罪对象出了意外，而这里是犯罪工具的问题。
一般而言，权威人士的观点认为，爱尔顿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因为她企图进行的是“法律上不能”的行为，她不可能在一件不必课税的物品上“逃税”。同理，旅游者买下假的劳力手表，猎鹿人射击杀“鹿偶”和向不是陪审员的人行贿的那位均不能构成“犯罪未遂”。但是，向床铺开枪的杀人者，枪击他人时因为工具的缘故而未能得逞者，以及无意间强奸了己经死去的女士的和确信其未满14岁而仍与她发生性交行为的人，将无例外的一概被判“未遂”，他们只是“事实上不能”达到既遂，即他们是有罪的。
从以上两个方面的例举中，我们大致能看出“法律之不能”与“事实之不能”的区别所在，但请注意，这仍然是靠不住的，由于美国实行的是抗辩式庭审制，控方和辩方在法庭上的地位完全平等，法官则并不参预质询、举证，也不能主导辩论，他只是一位纯粹的仲裁人，因此对控辩双方而言，某一事件究竟是“法律之不能”还是“事实之不能”将会直接决定诉讼的成败。两者的区别在此显得尤其重要，而区别的关键，在于“到底行为人的心中想的是什么，这是决定他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的标准，以及是否故意进行犯罪的倾向”（德萧维奇《最好的辩护》P147），但是，这个“关键”虽然对诉讼是这么重要但还是不能被明确划分，至少它在逻辑上颇有点问题。既然猎人在禁猎期狩猎时因为射击对象是“鹿偶”而被判定为这是在法律上不可能的行为，从而无罪，而射击了空床或一床烂被子却只是事实上的不能——即你不能向没人的地方开枪而杀了人，但在法律上倒是“可能”的？好象这里只是“鹿偶”和“人偶”的差别，那么，也许我们会问，假如被子底下塞个“鹿偶”呢，是否谋杀者会因此变成“法律之不能”从而被无罪开释？如果谋杀者是因为他心里确实想的是谋杀而构成“谋杀未遂”罪的，那么我们同样会问，“难道爱尔顿女士不是确信她买的蕾丝是真的吗，难道她不也是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逃税的吗？
这的确太困难了，德萧维奇似乎也把握不住，他以侦探小说《空屋历险记》中的故事为例，似欲告诉我们，即使是那位人尽皆知的伟大的福尔莫斯先生，好象也跟他有着相同的疑虑。
福尔莫斯为了捕获那个最危险的敌人莫尔，请人做了一个与他真人一样大小
的蜡像，把它放在自己常出现的窗口，并不时地让它晃动，以造成是福尔莫斯本
人的假象。福尔莫斯的聪明比照出莫尔的愚蠢，他上钩了。莫尔在街对面用高精
度的来福枪把“福尔莫斯”的脑袋打开了花，当然，埋伏着的警官将他当场逮住，
莫尔不得不承认犯了杀人罪。
莫尔被带走了，但福尔莫斯向警官问道，“探长先生，你们将以何种罪名起诉
莫尔呢？”
警官不是理论家，他不会有片刻的迟疑。也许在他看来，猎人或爱尔顿女士的行为，最终被无罪开释是可以接受的，但莫尔的行为绝对属于“事实之不能”，探长先生脱囗而出：
“当然是以谋杀福尔莫斯未遂的罪名起诉他啊。”
伟大的福尔莫斯沉思良久，表示他不能同意，他建议探长找出莫尔与其他未侦破的杀人案之间的关系，他最好是以谋杀别的什么人的罪名被起诉。福尔莫斯的刑法理论也许跟德萧维奇的相似，即人不能因为谋杀另一个不可能被谋杀的“人”而犯下“谋杀未遂罪”。
类似的案例在我国其实也有很多，这是司法实践中最常遇到的情况之一。
案例一： 利用巫术杀人案（薛瑞麟主编《刑法教学案例》第89）
被告人：某甲,女，42岁，某村村民。
某甲和某乙系同一村的村民，因小事发生争吵，某甲便对某乙怀恨在心，想
尽一切办法意图报复。某甲经询问巫师掌握了一种通过所谓巫术“杀伤他人”的
办法。她便自做了一个布人，当作某乙的儿子，按照巫师传授的“法术”，在每天
中午12时，囗中一边说着诅咒某乙儿子的话，一边用针往布人身上扎，意图通过
这种方法杀害某乙的儿子，以达到其报复某乙的目的。不久某乙的儿子因交通事
故受重伤，医治无效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