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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合理性原则是行政合法性原则的补充与发展，它是指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不仅要合法而且应当合理、客观、公正。

　　合理性原则产生的原因是基于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和广泛适用。自由裁量权是指行政机关在法律规范明示或默示的范围内，基于行政目的自由斟酌选择适当的行为方式的权力。从形式上看，行政主体基于法定范围内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所产生的自由裁量行为都是合法行为，即使在客观上背离了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不良后果也仅属于不当的行为，不产生违法的问题；但同时又应注意到，严重不当的行政行为也会给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正因为如此，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同样必须受到法律的控制，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不仅应当合法，而且应当合理、客观、公正，这是法制原则的基本要求。因此，合法性原则与合理性原则相互依存，有效保障行政法制原则的实践，被公认为法制国家的根本原则之一。

　　合理性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必须基于正当的动机；2、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必须符合法律授予自由裁量的目的；3、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必须基于正确的考虑，即应考虑相关的因素，而不应考虑无关的因素；4、基于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所作出的行政行为的内容必须客观公正、合情合理。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据此，我国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对行政诉讼中能否适用合理性原则存在颇多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属于违反合法性原则的行为。理由是，从我国行政诉讼立法情况来看，我国行政诉讼法不仅规定人民法院对滥用职权的行政行为可以判决撤销，而且将这一规定与其他形式的违法行为并列在一起，说明滥用职权也是一种非法行为。因此，承认合理性原则没有实际意义。另一种观点认为，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实行合法性审查原则，对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合理性审查只是合法性审查原则的例外。

　　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实质上是把行政自由裁量与合理性原则割裂开来，将使合理性原则失去存在的基础，从而丧失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价值和意义，从而在根本上动摇行政法的基础理论。行政自由裁量行为并非不受任何限制，由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任意作出，它仍应遵循合理性原则。合理性原则要求行政自由裁量行为要公平、客观、公正、适当、符合公理。如果将行政自由裁量行为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就等于撤除了介于自由和随意之间一道必要的防线，默许了主观随意产生的那些不公平、不公正、不适当的行政行为合法，其结果与我国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的根本宗旨相悖。基于此，笔者主张，在行政自由裁量权日益扩张，行政滥用职权日益多样化的今天，理应赋予合理性原则以独立的地位，司法审查应该从合法性原则向兼顾合法性与合理性原则转变。

　　与此同时，我们应当认识到司法审查行政自由裁量权具有有限性，应当坚持以合法性原则为主，合理性审查为辅。这是因为，司法审查是一种事后监督行政权的法律机制，不可能解决行政权行使过程中产生的所有问题，它只能在司法权可以影响的范围内实现对行政权监督的目的。司法最终解决原则作为一项法制原则，不能完全适用于司法权对行政权监督的关系上，否则即有司法权取代行政权之嫌。为了有效地行使司法审查权，行政诉讼必须规定一个审查限度，即只有滥用自由裁量权才受到法院的司法审查。自由裁量行为是否合理只能通过行政复议等内部救济途径来解决。

　　合理性原则的提出，为司法审查行政自由裁量权提供了一项实用性很强的司法审查原则，但由于合理性标准的复杂性和可变性，依据这些标准对行政自由裁量行为予以司法审查对法院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当我们赋予司法权对行政自由裁量权予以司法审查的权力时，应该把握司法审查行政自由裁量权深入到怎样程度才能达到既控制行政自由裁量的目的又不至于导致代替行政自由裁量权之嫌。

　　首先，司法权应当尊重行政权在自由裁量范围内的合理选择。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表现在两个方面，既要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又要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权力，因此，司法权应在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寻求平衡。

　　其次，合理地确定司法审查的范围和力度。司法审查的范围主要体现在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两个方面。由于司法权和行政权的职能区别，因此，司法审查行政机关对法律问题的判断，其“度”必强，因为司法人员拥有对法律问题最终判断的权力和技能；司法审查行政机关对事实问题的判断，其“度”适中，因为行政机关熟悉其业务范围内的工作。法院对行政机关认定的事实应相对尊重，尤其是在技术性强的行政管理领域所认定的事实，不能轻易以自己对事实的判断代替行政机关对事实的判断。

　　由于合理性原则的可操作性不强，很难有较为客观的标准来衡量它。符合行政目的、正当考虑、合乎情理等标准主观性很强，所以我国的行政合理性原则尚待进一步细化。我国有学者主张比例原则并且在司法实践中已有运用的范例。

　　比例原则属于合理性原则的范畴，是指行政权力的行使除了有法律依据这一前提外，行政主体还必须选择对相对人侵害最小的方式来进行。比例原则强调行政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均衡关系，通常认为，比例原则中还包含有三个次级原则：第一，适当性原则。即行政机关采取的措施及方法应有助于行政目的之实现，否则即违反适当性原则。如某公司长期假冒他人专利产品行为，工商部门采取的罚款方式已沦为变相收费，无助于保护知识产权，维护市场秩序目的之实现。第二，必要性原则（亦称最小损害原则）。意指在有某种同样可达到行政目标之方法可供选择时，行政机关应当选择对相对人权益侵害最小者，不能超出必要的限度，否则即违反必要性原则。如税务部门有权扣押欠税者财产，若其在扣押产品与扣押生产设备之间选择，则一般应选择前者，因为这对欠税者的损害相对较小。第三，相当性原则。行政机关采取的方法对相对人权益造成的侵害不得与欲实现之目的显失均衡，两者之间应保持相对均衡的关系，否则即违反相当性原则。如警察鸣枪示警的目的在于制服犯人，若警察鸣枪示警后，犯人畏服，则行政目的已达到。此时，若警察仍向犯人射击致其伤亡，则该侵害与行政目的之间不存在均衡关系，从而违背相当性原则。

　　根据上述情况，法院适用比例原则的司法审查标准是基本合理标准，法院只能纠正严重违反比例原则的具体行政行为。主要理由一是违反比例原则只有达到严重的程度才能被认定为滥用职权或显失公正，否则就是一般的不合理。行政机关可以在两种手段中进行选择时，没有选择对相对人权益侵害最小者，而此时若两种手段给相对人造成的损害差别不大，则属于一般不合理；若差别明显，则属于滥用职权或显失公正。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只有在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达到滥用职权或显失公正程度时，法院才能作出撤销或变更判决。二是从实务角度看，若求全责备，将违反比例原则程度轻微的具体行政行为一律予以撤销或变更，实际益处并不明显，相反对行政效率的消极影响却很大。因此，比例原则的司法审查标准只能定位在基本合理的水平上。

作者单位：江苏省大丰市人民法院

公共采购市场：司法不能缺位
作者：谷辽海
来源：浙江法制报第七版
http://zjfzb.zjol.com.cn/
发表时间：2006年1月6日

　　自１９８０年招标采购的竞争方式引入我国的公共采购市场后，我国的公共采购市场发展迅猛。但与之相应，我国的公共采购市场也暴露出了一系列问题。
　　我国现行的公共采购制度中的监督机制存在着以下的缺陷。其一，招标公司为“权力寻租”提供了合法场所。不论是《招标投标法》还是《政府采购法》，均允许以营利为目的的招标公司代理公共采购业务。这在国外的公共采购制度中是非常罕见的。我国现行法律对招标公司的法律定位是中介代理机构。实践中，一般都是较大的公共采购项目由招标公司代理，表面上来看，采购人似乎不掌握公共采购项目的最终决定权，供应商获取公共采购项目不是直接从采购人的手中拿到的，而是由招标公司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在公平竞争的情况下获得的。但细细分析，在一些招标采购项目中，招标公司为“权力寻租”的实现提供了桥梁。在公共资源稀缺的情况下，采购人选择招标公司的余地非常大，为了使自己掌握的资源获取更多更高的“权力租金”，必须与熟悉的中介机构进行交易。而在强手如林的竞争对手面前，招标公司为了获得采购代理业务，也必须进行寻租，支付相应的“权力租金”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在此情况下，招标公司为了支付“权力租金”，只能从供应商身上下手。哪个供应商给付的酬谢最高，就将采购项目给谁。
　　现行公共采购制度所存在第二方面的缺陷是，评标专家制度为“权力寻租”的实现提供了方便。根据我国《招标投标法》的规定，采购人（指招标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通常指名称各异的招标公司）不得在评标委员会推荐以外的供应商中确定中标、成交的供应商。这表面上来看，似乎非常透明和客观公正。根据《招标投标法》的规定，评标委员是招标公司临时组建的，评标专家是招标公司聘请的，酬金是招标公司给付的。
　　俗话说，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评标专家不能不听从招标公司的意见，不可能独立地站在第三方的公正立场选择适格供应商。而一次采购项目评标结束，评标委员会就解散了，也不可能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由于我国公共采购市场存在着巨大的隐蔽性，目前普遍存在的“权力寻租”现象通常还不为人们所关注。对此，我国各级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的监督机关，非常有必要对我国公共采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有效监督，从而使我国的公共采购市场有序地、健康地发展。
　　（注：本文摘自《法治下的政府采购》，该书已由群众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