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人大常委会


淄博市萌山水库保护管理条例


（2002年8月21日淄博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 2002年9月28日山东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批准 2002年9月30日淄博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公布）



第一条 为了保护萌山水库安全和水体质量，发挥水库供水、防洪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萌山水库库区（包括周村水库）工程设施、水体和集水区域的保护和管理。

第三条 水库工程及其附属设施属国家所有，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水库的义务，并有权对损害水库工程及其附属设施的行为进行检举。

第四条 水库保护管理工作应当坚持统一管理、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 萌山水库水体作为城市供水水源实施保护。

第六条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萌山水库保护管理工作，萌山水库管理机构具体承担萌山水库的保护管理职责。

周村、淄川、博山、张店区人民政府以及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萌山水库的保护工作。

第七条 市及相关区人民政府应当将萌山水库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制定规划，采取措施，培育植被、涵养水源、保护水质，进行有效管理。

市及相关区人民政府应当支持萌山水库保护范围内乡（镇）村集体和个人，广开渠道发展经济。对于生态农业、涵养水源、植树造林等工程，应当从收取的水资源费中确定一定比例予以扶持。支持与扶持的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八条 萌山水库管理、保护范围是：

（一）水库大坝背坡及坡脚（指背坡坝脚和坝端坡脚）外延二百米区域为管理范围，坡脚外二百米至五百米区域为保护范围；

（二）水库溢洪道边线外五十米以内为管理范围，边线外五十米至一百米区域为保护范围；

（三）水库大坝迎水坝坡、坝顶路面及水库自建的防汛公路路面为管理范围；

（四）水库干渠两侧坡脚外四米以内为管理范围，坡脚外四米至十五米区域为保护范围；

（五）输水管道外缘两侧二米以内为管理范围，外缘两侧二米至五米区域为保护范围；

（六）水库其他管理设施的土地确权范围为管理范围，土地确权范围外五米以内为保护范围；

（七）水库防洪水位线以内的水域和陆域为管理范围，水库防洪水位线至范阳河、白泥河及其他河流分水岭范围内的区域为保护范围；

（八）周村水库防洪水位线以内的水域和陆域为管理范围，周村水库防洪水位线至淦河以及相近的其他河流分水岭范围内的区域为保护范围。

萌山水库管理机构应当根据前款划定的范围，在重点地段设立水库管理和保护标志。

第九条 市政府有关部门及相关区、乡（镇）人民政府编制城乡发展规划涉及萌山水库的，应当征求市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十条 在萌山水库管理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擅自建设与水库水利工程无关的建筑物、构筑物；

（二）分割、占用水库水面；

（三）爆破、打井、采石、取土、挖筑池塘、垦植、放牧；

（四）毁坏水利工程、水文观测设施及其他设备、设施；

（五）非水库管理人员开启、关闭水利设备；

（六）擅自从水库中提水、引水或者从输水干渠和输水管道中截水、提水、引水；

（七）在坝顶路面和溢洪道桥上行驶履带车辆和载重量十吨以上的车辆；

（八）设置油库及化工类物品库；

（九）倾倒、堆放垃圾、渣土及其他废弃物；

（十）设置排污口，向水库及渠道排污；

（十一）在水体内洗刷车辆和带污染物的器具；

（十二）从事畜禽养殖、网箱养鱼以及毒鱼、炸鱼、电鱼、捕猎水禽等活动；

（十三）从事商业旅游设置游船码头及餐饮、经营摊点；

（十四）游泳、水上训练等水上活动（师以上军事机关组织的军事训练活动除外）；

（十五）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十一条 因建设工程确需占用水库管理范围内土地的，应当经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报有关部门批准。

在水库管理范围内修筑道路、铺设管线等需要破渠、穿渠、穿越水库供水管线的，建设单位应当向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十五日内作出同意或者不同意的书面答复。

在水库管理范围内经批准的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应当经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工程竣工后，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参加验收。

第十二条 确需在本条例第八条（一）、（二）、（四）、（五）、（六）项规定的水库保护范围内及水库防洪水位线外二百米至五百米区间内爆破、打井、采石、取土的，应当经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第十三条 萌山水库管理机构应当按照有关技术标准，对水库工程设施进行安全监测，发现危及水库安全的隐患，应当及时采取措施，并立即报告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对达不到标准或者损坏的工程设施，应当及时进行抢修、养护、加固或者更新。

第十四条 水库生产桥、交通桥为水库运行、管理、维护专用通道，禁止水库管理机构以外的车辆通行。

第十五条 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水库水质要求，对水库保护范围内的污染源实行排污总量控制。总量超标时，应当责令有关单位减少或者停止排放污染物。

第十六条 在水库保护范围内禁止新建、改建、扩建直接或者淋滤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

第十七条 对保护范围内超标排污的工矿企业、饮食服务业等单位应当限期治理。对经治理仍超标排污的，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按照管理权限，责令其停产、转产或者迁出。

水库保护范围内的采煤企业应当采取防范措施，防止煤矸石硫化物淋滤流入水库。未采取防范措施或者防范措施无效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处理。

第十八条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萌山水库水量、水质进行日常监测，并会同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水库水质进行评价。

第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赔偿损失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并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擅自建设与水库水利工程无关建筑物、构筑物的，按照每平方米建筑面积或者占压面积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处以罚款；

（二）分割、占用水库水面的，收回占用水面，并对个人处以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三）爆破、打井、采石、取土、挖筑池塘、垦植、放牧的，对个人处以二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四）毁坏水利工程、水文观测设施及其他设备、设施的，对个人处以三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五）非水库管理人员开启、关闭水利设备的，处以一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六）擅自从水库提水、引水或者从输水干渠和输水管道中截水、提水的，对个人处以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并没收工具、设备；

（七）在坝顶路面和溢洪道桥上行驶履带车辆和载重量十吨以上车辆的，处以三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八）设置排污口以及油库、化工类物品库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九）倾倒、堆放垃圾、渣土及其他废弃物的，责令限期清除，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十）在水体内洗刷车辆或者带污染物器具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十一）从事畜禽养殖、网箱养鱼、毒鱼、炸鱼、电鱼及捕猎水禽等活动的，处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十二）从事商业旅游设置游船码头、餐饮和经营摊点，不服从限期拆除决定的，强制拆除；

（十三）从事游泳、水上训练等水上活动的，对个人处以十元罚款，对单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擅自爆破、打井、采石、取土的，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以五十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一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及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在萌山水库保护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收受贿赂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自2003年1月1日起施行。



法律信仰与中国法治——由西方宗教信仰引起的思考

秦沛沛


摘要：通过中国法治的内在因素和西方法治的内在因素的研究，找出中国法治症结所在——法律信仰的缺失。

关键词：法治 法律信仰 儒家思想 中国法治 西方法治

内容：

亚里士多德曾在《政治篇》中指出：法治具有双重含义，法律获得普遍服从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本身应制定良好的法律。②前者强调法律至上，后者强调法律正当。虽然以后法治的研究都未超出此框架，但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不具有可操作性。它没有也不可能说明究竟何谓“普遍的服从”、何谓“制定的良好”。我国学者高鸿均曾这样看法治：“英美发系纵然内容繁多，简而言之，基于不过三维：一曰法律至上，法治之魂也；二曰司法独立，法治之制也；三曰正当程序，法治之式也。”同时他强调程序的重要性：法治之理，纵为金科玉律，若乏运行之制、操作之式，亦难免空头支票、空中楼阁，法治终空空也。③

法治是当代中国重新焕发的一个法律理想。法治为中国的制度注入锻骨强魄的理性，为学术提供激浊扬清的活力，然而又承载了过多的政治意愿和社会情感而臃杂不纯，以致时常被曲解。当今天我们又一次高扬法治之旗时，我们应该追本溯源的看一下西方的法治史，用对比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法治发展的轨迹。

二：西方法治的发展

应该说，法治思想的提出与阐述来源于两千年前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我们应该注意到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不能实现法治。”并明确提出前文所述的法治的两种含义。此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被各个时代的思想家和政治理论家们所普遍接受。法治内涵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法治的形成要由生活在具体社会场合和背景下的人们通过他们的信念、制度和活动来赋予其含义。从古罗马的西塞罗、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格老秀斯，再到美国独立战争的杰斐逊等，都沿着亚里士多德这一法治公式在构建法治国。

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论可以看出，西方法治从源头起，至少注意到了从人性论和认识论两个角度论述法治问题。④西方法治此时就在人性论和认识论基础上直接提出了法治与人治的尖锐对立问题。其中蕴涵的核心价值为：高扬法的神圣性。其实，纵观继亚里士多德之后的西塞罗、托马斯·阿奎那等人，他们无不是神学派代表。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法律的统治乃是上帝的道德秩序和为确保这个道德秩序，能够通过理性而为人类所理解的神灵启示的一个自然映现。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中世纪的欧洲统治是王权和教权共同进行的。公元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颁布“米兰赦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公元194年盖拉西发表“双剑论”表明教皇和王权之间的平等。之后的欧洲，就开始了教会与世俗王权之间漫长的争斗。教会在这期间经历了盛行——衰落——继续盛行的过程，并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当时用来约束教徒的规则）。其中教令法的渊源有《圣经》、公教会会议、地区性宗教会议的决议和教皇的命令等。教会颁布的这些法律已经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那种背景下教会基督教世界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教令法和一种或多种世俗法律体系的多重管辖之下。在教会与世俗王权争斗的同时，法律的至上观已在悄悄的树立。当两者相争时，必然要找到一个更合适的尺度来解决问题，这个合适的尺度就是法律，可谓渔翁得利啊！按照当时的政治法律实践，倘若教会应该享有一些不可侵犯的权利，那么，世俗王权就必须把这些权力作为对自己的最高权力的合法的限制来接受，同样，世俗王权的一些权力也构成了对教会最高权力的一种合法限制。⑤在法律的最高统治下，世俗王权和教会和平共处。

在基督教徒眼中，教皇是上帝的代表，此时的法律已被当作上帝的意志。因此，教会制定的一系列教条都被认为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同时也被无条件的遵守。正因为此，经过历史的渗透与沉淀，宗教以把西方的法律抬高到了神圣的地位，将法治深入人心，让人民从内心里接受法律、服从法律。在这个时期，法律至上观已被确立起来，这为西方法治的发展极为有利，甚至可以说是关键性的。

三：中国法治溯源

春秋后期，郑子产铸刑书，是中国成文法诞生的标志。之后成文法在诸侯各国普遍化。到秦国时，受法家思想支配的秦王朝采用酷刑，并有了“焚书坑儒”的一幕。

其实中国古代先秦时期在治国方略上，就存在是依靠法律行政即法治⑥，还是依靠道德教化即德治两种主张的论争。在秦朝时，采用的“法治”，到了汉代，就改头换面的全部用儒家思想来武装了。汉代的法律为中国封建法律的主干，在中国法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汉武帝推行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同时，也将中国古代散发着思想光芒的充满人文气息的道家、崇尚“依法治国”的法家一同埋葬。从那时起，中国人民时刻生存在儒家思想的氛围中，历代不但礼法、礼率并称，礼书和法典并列，礼教与法律关系密切，而且在审判决狱上，更受汉代的春秋决狱的影响。⑦儒家思想无论从年代的久远（从汉武帝时到清末）、从实施手段上（作为历代治国方略）、从群众基础上（举国上下）等方面看，儒家思想在古代的思想领域有绝对的发言权，它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甚至外交，在当时的地位不亚于当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现在的地位。

作为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总体思想特征有四：一是崇礼；二是纳仁入礼；三是德主刑辅；四是重视教化。孔子在法律方面推崇德治和人治。他曾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国格。”⑧

在先秦的各学派争论中，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形成了对立。⑧儒家坚持“德治”，他们的主张为后代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所继承和发展，形成了以道德教化即德治治国根本的传统观念。儒家学派重德轻刑，孔子之后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承继了孔子的德治思想，以德治作为理想的治国手段，中国历史上所形成的以德治国和政治传统实践，与儒家思想是密不可分的。那么如何理解德治呢？孔子从人性善论⑨出发，认为人皆有仁心，此心是与天地之大德相通的，故良好的治理应该是仁心的运用，是仁政。他认为德治强调教化优先，刑威于后，把人看作自主自为的道德主体，而非国家暴力强制的对象。

那么儒家思想中的“人治”作何理解呢？在古罗马时代，柏拉图在早年时认为，一个最理想的国家就是“哲学王”统治的国家。一个最符合正义的国家，当然只能是由哲学王来统治。这是典型的“人治”观。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寻找他理想中的哲学王，遗憾的是，他终生没有找到。在他晚年时，他退而求其次，认为如果统治者不是哲学家，而且在短时间内又无法使统治者变成哲学家，那么就应该实行以法治国。柏拉图的终点正是西方法的起点。

儒家思想同样也推崇人治。孔子提出为政在人，孟子提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至于儒家思想中的人治，存在着争议。综观几前年的封建统治，笔者认为儒家所提倡的人治应是君主专制。他与柏拉图不同，柏拉图始终站在一个理性的构架上，并最终实现了法治的回归，使法治走入正轨；而孔子以人本善为根基，始终认为个人的权力和力量是无穷的，在这个框架下，将中国的法治引入偏离的轨道，并使之越走越远。

无论是德治还是人治，儒家不重视法律的作用，这是法治发展致命的。它只是将法治作为后补手段，一种惩罚措施，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儒家伦理影响下的社会规范，基本上有很强的一致性：情、理、法皆不外起规矩节度，法律列于最末。布莲克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法律的维系社会功能远比道德、风俗、教化等小，相对于其他社会，其运作功能也来的微小，这种规范的一致性，并未使中国传统法律维系社会秩序的被害人无处申诉，只能诉诸形式上的力量，往非理性的路上求出路。在人们传统思想里，法律的威慑力远远大于法律的对自身的保护性，也就是在常人看来，法律是恐惧的。这种思想下只能培养人民对法律的反抗情绪，遵守很难做到，更别提服从了。这与西方的法治思想是根本背离的。瞿同祖先生说：“儒家为官既有司法的责任，可是它常于法律条文之外，更取决于儒家的思想。中国法律原无律无政不得为罪的规定，取自由裁定主义，伸缩性极大，这样，儒家思想在法律上一跃成为最高的原则，与法理无异。”⑩笔者认为，儒家思想是中国法治发展受限的根源所在，也成为当今发展中国法治的一大障碍。

四：中国法律信仰思考

面对差距，我们不得不进行深思考,不得不转换思维方式，从上到下的思考与转变。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美国比较法学家和法制史学家伯尔曼的话，在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引用率相当高的箴言。⑾法律与宗教联姻而生的法律信仰是西方法治得以确立和生长的观念基础,法治之所以首先在西方获得理论证成并付诸实践,与西方国家特有的以法律信仰为核心的法律文化传统有关。把法治作为法律理想的中国, 没有对法律的信仰就难以实现法制,中国要走向法治化就必须把法律作为被信仰的对象。牢牢把握法律信仰这一法治建设的核心要素,尽早实现国人百余年来梦寐以求的法治国家的理想。

中国正从人治向法治社会迈进,法治社会的建立是一个漫长、曲折、艰巨的过程。它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密切相连。中国的法治一直以来都是走的感性路线，没有形成一个从上至下的法律理性体系，而这些在西方国家早以被讨论、争议、并永久地实施了下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治建设已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法治建设步履维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以及权大于法、以言代法等现象,仍屡见不鲜。这种现象还要存在多久，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我们树立法律至上的观点，把权力让度于法律，将法律看做保护自己的工具，而不是认为法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的机器”，我们的法治之路会走的顺利些。

参考文献

②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 吴寿彭译 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