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的法律移植问题浅探

吴旭华

法律移植（legal transplant），是比较法学中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在世界各国法律相互交叉融合的过程中，如何正确对待及研究法律移植，是我国法律能否与世界接轨的一个重要方面.关于法律移植，孟德斯鸠在他著作《论法的精神》中曾作过精辟论述，即“为一国人民而制定德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人民的；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① 这番论述，曾影响了将近两个世纪的比较法学家的思想。然而，社会在不断进步，孟德斯鸠在作出论断时所依据的条件（“气候、宗教、法律、施政的准则、先例、风俗、习惯”②）等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全球信息及学说充分交流的今天，法律移植已成为可能并已成为本国法律进步的一个重要条件。

那么，何为法律移植呢？通俗来说，是指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某些因素从另一个国家法律制度或许多国家的“法律集团”中输入的一种行为。③ 我们知道，法律制度是相对独立的，世界上不可能存在两国完全相同的法律制度。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学习与借鉴不但不会影响其本国法律制度的独立性，反而会在一定程度起到促进和完善的作用。主要的原因有如下几点：

1、社会的不平衡性是其主要原因

人类在进步过程中，发展是不平衡的，小到村落之间、县或省相互之间的不平衡，大到国与国之间的不平衡，在这种状况之下，落后的国家为了赶上发达国家，就有必要移植发达国家的制度，其中当然包括了法律。这种状况，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史上已不为少见，举近邻日本为例，在中世纪，由于我国唐朝政治、经济、文化呈现繁荣之象，日本便全面引进当时唐朝的法律制度，引发了一场“文化革新”运动，大大促进了日本经济及文化的发展，也使其成为中华法系的国家；而到了明治时代，由于西欧诸国经济文化迅猛发展，日本又出于自身需要而全面引进了德国法和法国法，史称“明治维新”，这次维新运动使日本紧跟潮流，抓住了社会进步的机会，同时，日本也从中华法系转变为大陆法系；二战之后，日本又因历史原因而大量引入美国法，从而又进一步加速了其民主与法制化进程。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日本在法律移植方面的成，充分说明了法律移植对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

2、是当今国际社会一体化的要求

当今世界各国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有一个趋势就是求同存异，一方面要能在各个领域能多方位地接轨，以便能够更好的交流，另一方面又要保持自己的特色。在求同过程中，便要求各国能够相互学习及借鉴，以便共同进步，这种趋势在法学领域也不例外。在借鉴的过程中，共同的属性，如对外开放及市场经济等因素，决定了在这些领域可以相互进行移植，让本国的法律国际化，从而使各国在大的环境中能公平竞争，平等互利。就我国而言，1993年实施的《海商法》就有90%以上的规定来自于各国法律或国际条约，这一法律，从颁布之日起便受到了世界各国的赞同及欢迎。

3、是法制现代化的需要

在世界各国之间，彼此的方法或技术也差别不大，但是，其法律理念及价值观念相差可谓大矣。这种法律观念或精神，并非一朝一夕便可形成，它需要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沉淀与积累，就落后国家而言，无论在技术上、方法上或是观念上都与发达国家有差距，如果落后国家仍然是闭门造车，仍然要化上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时间去实践发达国家早已形成的原则和观念，那其代价及损失实在是太大了。因此，对落后国家而言，发达国家总结出来的符合社会发展一规律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原则，就应该大胆地吸收，从而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促进本国法制的现代化。

1、 法律职业的性质所决定

英国苏格兰的法制史专家阿兰·沃森（Alan Watson）就认为，西方法律制度的“移植偏好”是与法律职业的性质有关联的。法律职业者（包括立法者、法官以及法学家）在社会中形成了一个制定法律的群英群体，他们被赋予解释、保存、发展法律的任务。对于这个群体，沃森指出：他们是习惯的创造物，倾向于把法律规则视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在改变法律的时候，他们寻求要么缩小改动的范围，要么从某些具有伟大威望和权威性的外国法律制度中借得规则。因此，法律是典型向后看的东西。④ 这种观点，也是法律移植具有必然性的一个 因素。

就我国而言，法律移植也是促进我国法律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曾任最高院院长的任建新也曾说过，“属于一般市场规则的先进法律制度.，我们应当坚决移植过来，以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制度极为先进、有效。”⑤ 80年代，我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大移植，以及90年代对移植范围的扩大化，所取得的效果都充分说明了移植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当然，在移植的过程中，并非是完全地照抄、照搬，而是有选择地吸收和借鉴。这种方式，与鲁迅先生在《拿来主义》中所描述的态度有相识之处,即关键一点是能“为我所用”，而非非全盘照搬。因此，我们在移植的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1、在研究、比较的基础上进行有选择的移植

在移植之前，有必要对输出国及输入国（本国）的法律进行研究，首先研究本国的法律在该领域的现状，是否需要移植，以及应该移植何种类型的法律；其次是研究输出国的法律形成过程及其社会环境及最终的社会效果；接着还要对输出国与输入国的社会土壤进行比较，看某法律规则的原产地与移植地、输出国与输入国的社会土壤是否相似；最后才决定是否进行移植。因此，在法律 移植问题上应采取具体情况具体 分析的态度，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都是不可取的。

1、 选择适合的法律移植类型

法律移植归纳起来有三类：第一类是水平相当的国家之间进行移植；第二类是落后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法律移植；第三类是区域性法律统一运动和世界性法律统一运动。⑥ 就其方式而言，第一类着重是“互补”，第二类着重于“完全采纳”，第三类是“同化或合成”。在我国，不同的部门法需要法律移植，应该采用不同的方式。比如，在已经得到较大发展,而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法律部门，便应采用第一种方式进行互补；而对于涉及高科技领域，我国起步较晚，而发达国家已经具有较完善体系的部门法时，就可以采用第二种方式进行；而第三种，则是在我国签订有关法律公约时所采用。总之，法律移植是一项技术工程，应针对不同的法律领域采用不同的方式。

2、 做好法律 的“本土化”工作

比较法学家奥托·柯恩·弗龙德认为：法律制度可能是在不同程度上深深植根于一个 国家的生活之中，因而或多或少易从一个 法律制度移植于另一个 法律制度。然而，在这个范围的另一端则是，法律扎根太深，移植实际上不可能。⑦ 这段话说明，在移植的过程中，还要考虑一个 法律 的扎根深浅的问题，这也就涉及到法律 的“本土化”的问题。我们知道，一项法律制度在形成及发展的过程中，必然需要与本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相结合，使其更加适合社会的需要，如要对该法律制度进行移植，就必然要对该法律制度进行“改造”，使其能在移植之后适合本国的环境。这就是法律“本土化”过程。因此，我们说，任何一个法律移植，它并不仅仅是外国法的直译或再现，而是在研究其法律理念及规则基础上的“再创造”。从而使移植成功并在本国发挥效能。

3、 法律移植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

整个法律体系犹如一座“金字塔”，其底层是法律理念、精神及原则，然后逐级向上是部门法及法律规范等等。在移植过程中，就应该考虑此种情况，使植入的法律能在“金字塔”中找到适当的位置，并不至于影响整体的结构。这就要求，在移植的时候应该循序渐进，不能急功进利，急于求成，最终导致“金字塔”的基石松动乃至于倒塌。这是我们所不愿看见的。

4、 克服两种错误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便是“法律移植”是否会改变社会主义性质。对于此种观点，我们可以从法理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在法的社会作用与职能中有两个部分：一是阶级统治职能；一是社会公共职能。其中，前者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阶级统治的需要，而后者，虽然具有阶级性，但是其作用显然有利于社会，有利于民众。资本主义社会中执行社会公共职能的法，如环境保护、资源开发、婚姻关系、国际贸易等方面，显然也是有利于广大人民的。对于这种法律制度，我们完全是可以移植的。同样，在移植之后为我所用，也不会改变我国的性质。第二种观点是“中体西用”，即要求总体上应该是本国的资源，对国外的制度仅仅是进行参考，这种观点是一种盲目排外的表现，当今世界融合一体的趋势更加明显，国与国的交流成为大势所趋，仍然抱有这种观点的人只能说明其思想的陈旧性。

法律移植，就我国现状而言，是我国法律迅速赶上发达国家，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条重要途径。就其范围而言，包括了外国的法律 及国际公约和惯例，就其内容而言，我认为大致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法律规范，主要是执行社会公共职能的法律规范，如交通、环保、资源、人口、水利等方面的法律规定，二是法律实践中的制度，如庭审方式、审讯方式及调查原则等等，三是法律意识、法律文化等方面，如法律技术、概念、术语等等，也可以适当地移植，四是高科技领域的规范，目前我国也较为欠缺需要大量地移植。

总而言之，法律移植是我国法律建设中的一个大问题，现在虽然已经起步，但其具体操作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总结。

北京市人民政府


北京市人民政府令
第106号


　　《北京市行政机关归集和公布企业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已经2002年8月13日市人民政府第51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

市　长　　　刘　　淇　
二〇〇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北京市行政机关归集和公布企业信用信息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社会信用建设，促使企业增强信用观念，促进本市行政机关信息公开与共享，为社会提供信息服务，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机关对企业经营活动中有关信用的信息进行归集、公布、使用等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企业信用信息，是指在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过程中产生的关于各类企业及其经营活动中与信用有关行为的记录。
　　前款所称各类企业包括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体工商户，以下统称企业。
　　本办法所称行政机关包括本市各级行政机关以及依法授权或者委托承担行政管理职能的组织。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建立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系统（以下简称企业信用信息系统），通过计算机网络归集和公布企业信用信息，实现行政机关信息互联和共享，为行政管理提供基础信息服务，并为社会提供信息查询服务。
　　企业信用信息系统由身份信息系统、提示信息系统、警示信息系统和良好信息系统构成。
　　第五条　下列信息记入身份信息系统：
　　（一）企业登记注册的基本情况。
　　（二）企业取得的专项行政许可。
　　（三）企业的资质等级。
　　（四）行政机关依法对企业进行专项或者周期性检验的结果。
　　（五）行政机关依法登记的其他有关企业身份的情况。
　　前款规定的信息包括登记、变更、注销或者撤销的内容。
　　第六条　下列信息记入提示信息系统：
　　（一）企业因违法行为受到罚款、没收和责令停产停业行政处罚的。
　　（二）企业未通过各类专项或者周期性检验的。
　　（三）行政机关认为应当通报的企业其他违法行为。
　　第七条　下列信息记入警示信息系统：
　　（一）企业因违法行为被行政机关给予撤销或者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处罚的。
　　（二）企业因严重违法行为未通过专项或者周期性检验以及经检验被定为未合格等级的。
　　（三）企业因同一类违法行为受到罚款、没收和责令停产停业行政处罚两次以上的。
　　（四）企业因违法构成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五）企业其他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危害交易安全的严重违法行为。
　　第八条　企业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的下列信息，记入警示信息系统：
　　（一）对本企业严重违法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
　　（二）正在被执行刑罚的。
　　（三）因犯有贪污贿赂罪、侵犯财产罪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5年或者因犯其他罪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3年以及因犯罪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5年的。
　　（四）担任因经营不善破产清算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经理，并对该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自该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3年的。
　　（五）个人负债数额较大，到期未清偿的。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不能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的其他情形。
　　第九条　下列信息记入良好信息系统：
　　（一）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受到市级以上行政机关有关表彰的情况。
　　（二）被评为“北京市重合同、守信用企业”的。
　　（三）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的。
　　（四）被金融机构评定为“AAA”信用等级的。
　　（五）通过国际质量标准认证以及产品被列入国家免检范围的。
　　（六）市级行政机关认为可以记入的有关企业信用的其他良好信息。
　　第十条　行政机关通过政府专网，按照统一规定和标准，及时、准确地向企业信用信息系统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企业信用信息，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市级各行政机关负责确定和公布本系统有关企业信用信息的具体项目、范围和标准，收集、整理本系统的信息，并统一负责信息的提交、维护、更新和管理。
　　第十一条　行政机关提交的信息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提交信息的行政机关名称；
　　（二）企业的基本情况；
　　（三）需记录的信息内容
　　（四）行政机关的结论意见或者决定；
　　（五）作出结论意见或者决定的行政机关名称；
　　（六）需要限制的行为及其期限。
　　除前款规定外，提交记入警示信息系统的信息，还应当同时提交下列书面材料或者电子文档；
　　（一）本部门提交信息的审批表；
　　（二）移送信息的通知书和登记表；
　　（三）行政处罚决定；
　　（四）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
　　（五）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第十二条　行政机关依照授权对提交的信息数据进行追加、修改、更新和维护，对信息数据实行动态管理。
　　具备条件的行政机关应当实时更新和维护信息数据，条件尚不具备的，应当至少于每季度第一个月的前10日内追加和更新一次；属于特殊情况急需记入或者更新的，不受上述时间限制，可以即时提交。
　　第十三条　企业信用信息记录期限按照下列规定设定：
　　（一）身份信息系统中的信息，记录期限至企业终止为止；
　　（二）提示信息系统中的信息，记录期限为3年；
　　（三）警示信息系统中的信息，记录期限为3年，但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对企业的限制期限超过3年的，依照该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的期限记录。
　　（四）良好信息系统中的信息，记录期限为企业受到表彰、获取称号的有效期限。
　　前款规定的记录期限届满后，系统自动解除记录并转为永久保存信息。
　　第十四条　行政机关通过政务专网可以登录企业信用信息系统，提交或者查询信息，实现各行政机关之间信息互通与共享。
　　行政机关在日常监督管理、行政审批、企业资质等级评定以及周期性检验和表彰评优等工作中，应当按照授权查阅企业信用信息的记录，作为依法管理的依据或者参考。
　　第十五条　行政机关对于没有任何违法行为记录或者有多项良好信息记录的企业，给予鼓励：
　　（一）减少对其经营活动的日常监督检查和专项检查、抽查；
　　（二）在周期性检验、审验中，当年度可以免审；
　　（三）在政府采购时，同等条件下给予优先考虑；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鼓励。
　　第十六条　行政机关对纳入提示信息和警示信息系统记录的企业应当加强监督管理：
　　（一）加强日常监督检查，作为重点进行检查或者抽查；
　　（二）不将该企业列入各类免检、免审范围；
　　（三）不授予该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有关荣誉或者称号。
　　（四）不予出具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所需的合法经营证明；
　　（五）在政府采购时，不予纳入或者取消其资格。
　　除前款规定外，法律、法规、规章对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有限制登记注册、对外投资、行政许可、资质等级评定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七条　属于依法限制企业有关注册登记、对外投资、行政许可以及资质等级评定等方面的事项，法律、法规、规章明确规定限制期限的，从其规定；没有明确规定期限的，限制期限为2年，限制期限届满时，系统自动解除其限制。
　　第十八条　行政机关利用企业信用信息，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目的运用，不得滥用，不得违法限制企业经营活动。
　　第十九条　企业信用信息系统中的警示信息系统和良好信息系统的信息，通过政府网站依法向社会公布。
　　行政机关对于企业严重违法受到行政处罚的信息，在提交企业信用信息系统的同时，可以通过本部门的政务网站或者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公布企业信用信息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对属于个人隐私、涉及企业商业秘密以及法律、法规、规章明确规定不得公开的其他内容，提交信息的行政机关应当采取保密措施，不得公布和披露。
　　第二十一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可以通过政府网站登录企业信用信息系统，查询公布的相关信息，并可以通过企业身份电子认证系统查询企业身份信息。
　　第二十二条　企业认为本企业信息与事实不符的，可以向提交信息记录的行政机关提出变更或者撤销记录的申请，行政机关应当在接到申请后的15个工作日内做出处理，并告知申请人；企业也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诉讼；对信息确有错误以及被决定或者裁决撤销记录的，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变更或者解除该记录；因信息错误给当事人造成损害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承担责任。
　　第二十三条　行政机关应当根据本办法的要求，制定关于提交、维护、管理、利用企业信用信息的内部工作程序和管理制度以及相应的行政责任追究制度。
　　第二十四条　行政机关执行本办法的情况，作为对该部门落实政务公开以及依法行政工作考核的内容。
　　行政监察机关负责对行政机关执行本办法的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
　　第二十五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以及利用职务之便，违法公布、利用企业信用信息，侵犯企业合法权益，损害企业信誉的，依法追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行政监察机关以及有关行政机关对于违反本办法不按规定提交、维护信息以及违法记录、公布和利用企业信用信息的责任人员，依法追究行政责任。
　　第二十六条　行政机关对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外商投资企业驻京办事处以及广告媒介等单位有关信用信息的归集、公布、利用等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