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上诉不加刑原则”若干问题探讨

作者：许建添 华东政法学院诉讼法学硕士研究生


【摘要】上诉不加刑（No Aggravating Punishment on Defendants from appeals）是第二审程序的特殊原则。它是世界普遍采用的一种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也确立了这一原则，但是在理论上与实践中尚存缺陷，而这些缺陷易导致众多变相加刑的现象，使这一原则往往流于形式。主要表现在对其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其理论基础存在争议，对其适用范围更是尚未取得一致意见。本文认为上诉不加刑原则应当予以完善而不是废除，在司法实践中应当严格贯彻上诉不加刑原则，杜绝变相加刑。



【关键词】上诉、上诉不加刑、被告人、理论基础、适用范围



Abstract: The principle of “No Aggravating Punishment on Defendants from Appeals” is an important principle in our country’s criminal procedure law. And it is a common principle all over the world. In China,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lots of problems about this principle. It goes against the trial supervision procedure in judicial practice so that the defendants’ right to appeal is weakened and it comes be invain. Therefore, the principle of “No Aggravating Punishment on Defendants from Appeals” should be perfected. This paper tries to do the work and suggests that the principle of “No Aggravating Punishment on Defendants from Appeals” should be adopted in our judicial practice, and any aggravating punishment that against the law must be prohibited.



Key words: Appeal, No Aggravating Punishment on Defendants from Appeals, defendant, The base of Theory, The Range of Practice


前言
上诉不加刑（No Aggravating Punishment on Defendants from Appeals）是第二审程序的特殊原则，它是从“禁止不利变更原则”中引申出来的，该原则的本质和基本含义是，对于只有为被告人利益请示上诉的案件，第二审法院的判决不得将被告人置于更加不利的境地。它最早见于1908年法国《刑事诉讼法典》，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之一，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所宣扬的“民主”、“自由”、“人权”的一种体现。现在已发展成为世界各国刑事诉讼中普遍采用的一项重要原则。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515条规定，“审理被告人或民事负责人的上诉时，法院不得使上诉人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358条规定，“仅由被告人，或者为他的利益由检察院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提出了上诉的时候，对于被声明不服的判决在法律对行为的处分种类、刑度方面不允许作不利于被告人的变更。”日本《刑事诉讼法典》第402条规定，“对被告人的上诉，禁止变更为不利，不得宣告重于原判决的处罚。”前苏联《刑事诉讼法典》第370条规定，“原判决如果是按照被判刑人的上诉理由而被撤消的，人民法院第二次所判处的刑罚不能重于第一次审判所选择刑罚。”迄今为止，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在其刑事诉讼法典中明文规定了或在司法实践中实际采用了上诉不加刑原则。在我国台湾地区，该原则也被称之为“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90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或者自诉人提出上诉的，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这是上诉不加刑原则在我国法律上的体现。但是，由于第二审案件在案件类型、所判罪名、刑种等一系列问题上具有复杂性，加上刑事诉讼法对上诉不加刑这一原则规定得比较简单，所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这一原则的理解和运用都存在较大的分歧[1]。因此，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上诉不加刑的范围作了明确的规定。根据其规定，对上诉不加刑的要求学界已有详细论述，如“不加刑”的范围、“上诉”的含义、“不加刑”的效力范围等[2]。但是，从理论上看，目前我国立法和司法乃至理论上在上诉不加刑原则的一些方面尚存在缺陷，而这些缺陷易导致众多变相加刑的现象，使这一原则往往流于形式。本文首先通过对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历史发展进行简要叙述，阐明上诉不加刑这一原则的重要性，其次从上诉不加刑原则的理论基础适用范围作些许探讨，并提出个人浅见。
1 历史发展
1.1 在外国的历史发展
上诉不加刑原则最早见于1908年法国《刑事诉讼法典》，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之一，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所宣扬的“民主”、“自由”、“人权”的一种体现。它的目的是使被告人能够毫无顾虑地行使上诉权，保证被告人的诉讼地位不会由于上诉而更加恶劣。这一原则同封建专制时期刑事诉讼中或者不许上诉，或者因上诉而招致更重的刑罚等公开专横的制度相比，无疑是一个历史进步。所以，当资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后，大陆法系的国家都先后在本国的刑事诉讼法典中采用了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但英美法系的国家采用这一原则较迟。在英国，直到1907年才通过了一个有关对刑事判决提起上诉的程序的法律，即《1907年刑事上诉法》。该法没有采纳上诉不加刑原则，而是规定：被告人对判决提出上诉时，上诉审法院根据自己对判刑人罪行的评断，不仅可以减轻、而且也可以加重原判决所判处的刑罚。但是，历史的进步趋势终究是不可抗拒的。英国《1966年刑事上诉法》和《1968年刑事上诉法》终于采用了上诉不加刑原则[3]。英国人自己写道：“在过去，刑事上诉法院如果认为被告人提出的上诉是无理取闹，则有权予以加刑；但现在法院已不再具有这种权利了，准一有效的威慑因素是，在驳回上诉时，有权命令在对上诉者提出的上诉作出裁定之前上诉者被羁押的时间(或者其中的部分时间)不计算在其刑期之内。”[4]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先后建立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一般都在其刑事诉讼立法中采用了上诉不加刑原则。1922年《苏俄刑事诉讼法典》第370条便规定：“原判决如果是按照被判刑人的上诉理由而核准撤销的，人民法院第二次审判所判处的刑罚，不能重于第一次审判所选择的刑罚。”1958年的《苏联和备加盟共和国刑事诉讼纲要》第46条题为：“上诉审对判刑人不得加重刑罚或适用规定较重罪行的法律”，对上诉不加刑问题作了更为详细和严密的规定。到目前为止除了极少数国家外，世界各国都在其刑事诉讼法典申明文规定了或在司法实践中实际采用了上诉不加刑原则。
1.2 在我国的历史发展
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中，尚未发现关于上诉不加刑的内容。建国以后，上诉不加刑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确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1956年10月《审判程序总结》中规定：“对于被告人或者他的监护人、辩护人、近亲属提起上诉的案件，如果认为原判处刑显然过轻，而确有加重刑罚必要的时侯，应当用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当时，最高人民法院马锡五副院长曾对此作了说明，他说：“在刑事案件审理程序初步总结这一部分内，还提到由被告人或者他的辩护人、近亲属提起上诉的案件，是否可以加重刑罚的问题。我们认为，在目前是可以加重刑罚。但在加刑的方式上，却以采取由上诉审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的办法，比较妥当。因为由原审人民法院改判加刑，不但可以更好地考虑当地客观实际情况，而且可以保障被告人的上诉权利。同时，通过发回重审，还可以收到提高下级人民法院干部政策业务水平的效果。”[5] 1956年11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由被告人或者他的监护人、辩护人、近亲属提起上诉的案件上级人民法院不直接加重刑罚问题的复函》中，并指出：“苏联方面的经验(指在上诉不加刑方面的经验。——笔者注)，可以供作起草刑事诉讼法时的参考，目前还不宜机械搬用。”1957年，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目刑事诉讼法草案(草稿)》时，有的同志提出应在刑事诉讼法中明文写上上诉不加刑原则。但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赞同者不多，所以未能写上。随后，反右派斗争开始，政法战线受到猛烈冲击，上诉不加刑原则被作为“有利被告”的资产阶级右倾原则受到了批判。[6]在这种左的浪潮中，有的地方法院甚至感到发回原审改判加刑都有些“束手束脚”了，要求允许上诉审法院直接改判加刑。1957年1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刑事审判程序上某些具体问题的临时变通意见》中答复说：“关于被告人或者他的监护人、辩护人、近亲属提起上诉的案件，上诉审人民法院可否直接改判加重刑罚的问题，如果原判处刑显然过轻，确有加重刑罚必要，而案件事实以及为虽则所需要斟酌的一切犯罪情节都完全清楚，证据明确，无须发回原审改判时，也可以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而由上诉审人人民法院自行改判。”1958年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又作了一个同样的批复。1963年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草案(初稿)》时又有同志提出应采纳上诉不加刑原则，但由于当时“左”的空气相当浓厚，这一意见又被否决了。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林彪、“四人帮”把我国的一切法律制度、包括很不健全的刑事诉讼制度都糟蹋殆尽，所谓“上诉不加刑”问题根本无从谈起。所以，从建国到1979年刑事诉讼法公布的三十年间，我国司法实践基本上没有采用上诉不加刑原则而是采取上诉可以加刑的做法。这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各国中也是少见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法制建设，中国开始走向改革开放，刑事诉讼法的制定重获契机。从1979年初开始，国家立法机关抓紧进行了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几个法律草案的修订工作。在讨论、修订刑事诉讼法草案的过程中，对被告人一方上诉的案件能否加刑的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对这一原则有赞同也有不赞同的，但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再加上“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惨痛教训，经过充分讨论，反复衡量比较，权衡利弊得失，“上诉不加刑”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刑事诉讼法终于在第137条明确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这样，上诉不加刑原则终于在我国得以确立，这实在是来之不易的。
上诉不加刑原则在我国得以确立以后，由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上诉不加刑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也是历尽“艰辛”。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正，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仍然肯定了这一原则，在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190条第1款重新肯定了原刑事诉讼法第137条的规定。只是在第190条第2款对上诉不加刑原则进行了限制，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或者自诉人提出上诉的，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为了更好的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57条中对上诉不加刑的适用范围作了限制，但仍存在不少缺陷(容后文述)。
1.3 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意义
上诉不加刑原则与保障上诉权原则、全面审查原则和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原则一样，是我国刑事诉讼第二审必须遵守的原则之一。建国以来刑事诉讼的经验教训表明，这一原则具有重要意义。没有这一原则，我国刑事诉讼中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原则，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的原则以及第二审的其他三项原则，必然耍受到损害。从历史角度看，鉴于“文化革命”期间林彪、江育反革命集团任意践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严重侵犯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以致造成大量冤假错案的情况，刑事诉讼法确立这项原则，更有其重大意义。具体地讲：
首先，上诉不加刑原则有利于保障被告人的上诉权，保证上诉制度和两审终审制度的贯彻执行，司法实践表明：第二审案件除少数由检察院提起抗诉和自诉人上诉外，绝大多数是由被告人一方的上诉引起的，因此上诉制度和两审终审制度能否真正发挥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告一方的上诉权能否充分顺利地行使。如果没有上诉不加刑原则，被告人一方提出上诉后，二审法院不仅没有减轻或免除刑罚，反而加重了刑罚，就必然会增加被告一方对上诉人思想顾虑，甚至在一审判决不正确的情况下也不敢上诉，这在客观上会限制被告人行使上诉权，同时也使得一审的错误，因为没有上诉而得不到及时的发现和纠正，两审终审制就会流于形式。
其次，有利于促使法院加强责任心，提高办案质量，从而杜绝错案的发生。第一审法院如果对被告人量刑过轻，第二审法院受上诉不加刑的限制，不能改判加重刑罚，就有可能产生轻纵罪犯的结果，为避免这种结果出现，就必须提高一审办案质量。
第三，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存在有利于促进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由于上诉不加刑还包含着检察机关同时提出了抗诉的案件不受上诉不加刑限制的内容，二审法院审理抗诉的案件如果原判量刑确属过轻，可以改判加重被告人的刑罚。如果检察机关对原判确有错误，量刑过轻的案件没有抗诉，二审法院就不能改判加重被告人的刑罚。可见，上诉不加刑原则可以加强检察机关的责任感，促使其发挥监督作用，及时做好对量刑过轻案件抗诉工作。
2 上诉不加刑的尴尬与存废之争
2.1 上诉不加刑原则在理论上的尴尬
首先，上诉不加刑与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相违背。根据上诉不加刑原则，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同时，如果是检察机关抗诉的共同犯罪案件，对检察机关没有提出抗诉的被告人，也不得加重刑罚。也就是说，在有些案件当中，被告人上诉了，就有可能逃避更重的刑罚，没有上诉的被告人就无法享受这样的“优待”。另外，若检察机关只对共同犯罪案件中的部分被告人提出抗诉的，没有被抗诉的被告人也有可能享受逃避更重刑罚的“优待”。就这与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相违背。因为我国刑法第四条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地。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同时第五条又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两条及我国刑法的法律面前人人原则和罪行相适应原则。由前面的举例却可以看出，由于上诉不加刑制度的存在，使得一审量刑太轻亦无法纠正，也就是违反了罪刑相适应原则，这将导致重罪轻判、轻纵犯罪，既不利于刑事诉讼法惩罚犯罪目的的实现，也不利于罪犯的教育和改造。
其次，它与刑事诉讼法的有错必纠原则相矛盾。刑事诉讼法的所有程序制度都服务于有错必纠原则，而上诉不加刑原则使有错必纠原则在二审当中得不到体现。
再次，上诉不加刑在司法实务中的运用也往往会限入尴尬境地。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90条的规定来看，在我国上诉不加刑原则只适用于只有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提出上诉的案件；如果是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自诉人提出上诉的案件，或者在被告人一方提出上诉的同时人民检察院也提出抗诉、或者自诉人也提出上诉的，则不受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限制。同时，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89条和第191条规定，下列案件可发回重审：一是原判决事实不清或证据不足的，可撤消原判，发回重审；二是一审法院的审理违反诉讼程序的，应当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最高院的《解释》第257条规定，对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判处的刑罚畸轻，或者应当适用附加刑而没有适用的案件，不得撤销第一审判决，直接加重被告人的刑罚或适用附加刑，也不得以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发回第一审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必须依法改判的，应当在第二审判决、裁定生效后，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由以上规定可以看出，被告人的上诉不加刑的权利受到几个方面的威胁：一、检察院的抗诉或自诉人的上诉；二、发回重审后加刑；三、通过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后加刑。这样一来，尽管刑事诉讼已经规定了上诉不加刑原则，通过各种途径仍然可加对被告人予以加刑，即“曲线加刑”，使得上诉不加刑原则流于形式，名存实亡，形成一种尴尬局面。
2.2 上诉不加刑原则能否废除
鉴于上述问题，关于上诉不加刑的存废问题，理论上也是争论不休。有人提出废除，理由就是上诉不加刑在我国实施将造成尴尬局面；有人提出保留，并建议为了贯彻实事求是原则和有错必纠原则可以对上诉不加刑采取一些变通做法，达到实体真实的目的；还有人提出在完善的基础上保留这一原则。笔者赞成最后一种意见。因为上诉不加刑在我国的确立，如前文所述，本身经历了曲折的一个历史过程，如果简单以目前司法实务中的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作为理由而主张废除，就显得非常轻率，将是逆流行径，不利于对被告人的权利的保护，也不利于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与发展。我国宪法已经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上诉不加刑原则可以保障被告人充分行使上诉的权利，从而有利于被告人权利得到更好的保护。我们不能因为通向正义的道路充满荆棘而放弃对正义的追求，我们同样不能仅因为上诉不加刑原则不完善而废之。相反，我们要努力完善之，下文将会述及这一问题。
3 上诉不加刑的理论依据及其评价
3.1 上诉不加刑的理论依据
关于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根据，目前理论界主要的新观点有“控审分离说”、“控辩平衡说” 和“利益权衡说”。
“控审分离说”（又称“不告不理说”）认为“上诉不加刑”是有控审分离这项表示刑事诉讼民主、科学、文明的原则所要求的，即使法律未明文规定，二审法院也应当遵守。其核心含义是，对于未经起诉的案件，法院不能受理和审判，控审必须分离，其次是法院审判必须受诉讼主张的限制，在只有被告人一方提起上诉的情况下，法院是依据要求减轻刑罚之诉进行第二审程序，理所当然不能加重对被告人的处罚。如果二审判决加重了对被告人的处罚，就明显超越了诉讼主张的限制，违背了不告不理和控审分离的原则[7]。
“控辩平衡”说认为由于控辩双方实质上的不平等，所以应加强对被告人的特殊保护，使其拥有一些特权以换取实质上的平衡。这是数千年来人们对公平、正义思考的理论结晶[8]。
“利益权衡说”认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存在许多利益冲突，如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公正与效率等。当这些冲突发生且利益难以兼得时，就应该采取“利益权衡”原则，“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选其轻”。上诉不加刑原则正是这种“利益权衡原则”在立法上运用的产物，其坚持了程序上的人权保障而放弃了个案刑罚权的行使，是以牺牲个别真实为代价而谋求普遍的真实，是对实体与程序、惩罚与保障等冲突利益权衡的结果[9]。
3.2 理论评价
陕西省西安市人大常委会


西安市中小学生人身伤害事故预防与处理条例

（2006年7月5日西安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2006年9月28日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批准 2006年10月27日公布）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积极预防、妥善处理中小学生人身伤害事故，保护中小学生和学校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中小学校（以下简称学校）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或者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以及在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设施内，在校学生人身伤害事故（以下简称学生伤害事故）的预防与处理，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学生伤害事故的预防与处理，应当遵循预防为主、处理及时、公正合理的原则。

第四条市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是本市预防与处理学生伤害事故的行政主管部门。

区、县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是本辖区内预防与处理学生伤害事故的行政主管部门。

第五条学校依法负有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管理和保护的责任。

第六条保护学生人身安全，预防学生伤害事故的发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学校举办者、学校、学生及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第二章伤害事故的预防

第七条学校举办者应当提供符合安全标准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和生活设施。

学校举办者应当为学校配备相应的安全保卫人员，并保障其经费。

第八条市、区、县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学校的管理，制定学生安全保护的有关规定，指导学校落实预防学生伤害事故的有关措施，指导、协助学生伤害事故的处理。

市、区、县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与有关部门的联系，及时掌握有关灾情预测预报，落实防范措施。

第九条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对学校的食品和饮用水的卫生状况以及疾病预防和控制工作依法进行监督、检查，指导学校改进卫生工作。

公安机关应当维护学校及其周边治安秩序，指导学校做好校内治安、消防工作，打击危害校园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工商、文化、规划、建设、质量监督等有关行政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学校的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第十条学校应当加强对学生伤害事故的防范，并履行下列职责：

（一）根据不同年龄学生的认知能力、身心特点、民事行为能力，经常对学生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自我保护和自救知识教育，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提高防范能力；

（二）建立健全学校安全管理和学生伤害事故预防的组织机构、工作制度，落实学校安全管理和学生伤害事故的预防措施；

（三）保证使用中的教育教学和生活设施的安全，对存在安全隐患的设施和设备应当有防护措施和警示标志，并及时维修或更换；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应当立即停止使用；

（四）提供、推荐的教育教学和生活设施设备以及其他与学生的学习、生活有关的物品和服务，应当符合安全、卫生标准；

（五）按照规定配备消防设备，保持安全通道畅通；对易燃易爆及有毒有害物品加强管理；

（六）安排学生乘坐的交通工具必须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驾驶人必须具备相应的驾驶条件；

（七）对患有不适宜从事教育教学及辅助工作的疾病的教职员工，不得安排其担任相应的工作；

（八）对已知有特异体质或者特定疾病不适宜参加某种教育教学活动的学生，给予必要的照顾；

（九）对在校期间突发疾病的学生及时救助；

（十）学生未到校或者擅自离校，应及时告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发现或者知道危及学生人身安全情形时，应采取相应措施；

（十一）加强学校门卫管理和学生住宿区的安全保卫工作。

第十一条学校教职员工应当认真履行教学和工作职责，遵守教学工作要求、操作规程、职业道德和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有侮辱、歧视、殴打、体罚或者变相体罚及其他伤害学生的行为。

学校教职员工在组织学生参加教育教学活动时，发现学生行为具有危险性的，应当及时告诫或者制止。

第十二条学生应当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和纪律，自觉接受学校的安全教育，服从学校的安全管理，避免和消除相应的危险。

第十三条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依法履行监护职责，配合学校做好学生的安全教育、管理和保护工作。监护人应当给学校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监护人联系方式变更时应及时通知学校。

第十四条为学生学习和生活提供有关物品与服务的单位、个人，应当保证其所提供的物品与服务符合安全、卫生标准。

第三章伤害事故的责任

第十五条学生伤害事故的责任，应当根据相关当事人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依法确定。

因学校、学生或者其他相关当事人的过错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相关当事人应当根据其行为过错程度的比例及其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承担相应的责任。

当事人的行为是导致伤害后果发生主要原因的，承担主要责任；当事人的行为是导致伤害后果发生非主要原因的，承担次要责任；当事人的行为对伤害后果发生均无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共同分担责任。

第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伤害事故责任：

（一）学校的校舍、场地、其他公共设施以及学校提供给学生使用的学具、教育教学和生活设施、设备，不符合安全标准或者有明显不安全因素的；

（二）学校的安全保卫、消防、设施设备管理等安全管理制度有明显疏漏，或者管理混乱，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而未及时采取措施的；

（三）学校向学生提供的药品、食品、饮用水等不符合国家或者行业的有关标准、要求的；

（四）学校组织学生参加教育教学活动或者校外活动，未对学生进行相应的安全教育，并未在可预见的范围内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的；

（五）学校知道教职员工患有不适宜担任教育教学工作的疾病，但未采取必要措施的；

（六）学校违反有关规定，组织或者安排学生从事不宜参加的劳动、体育运动或者其他活动的；

（七）学生有特异体质或者特定疾病，不适宜参加某种教育教学活动，学校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但未给予必要照顾的；

（八）学生在校期间突发疾病或者受到伤害，学校发现，但未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的；

（九）学校教职员工体罚或者变相体罚学生，或者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违反工作要求、操作规程、职业道德或者其他有关规定的；

（十）学校教职员工发现学生行为具有危险性，但未进行必要的管理、告诫或者制止的；

（十一）学校发现或者知道学生擅自离校等与学生人身安全直接相关的信息，未及时告知学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

（十二）学校有未依法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的。

第十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行为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伤害事故责任：

（一）学生自行上学、放学、返校、离校途中发生的；（二）学生自行外出或者擅自离校期间发生的；

（三）在放学后、节假日或者假期等学校工作时间以外，学生自行滞留学校或者自行到校发生的；

（四）学生自杀、自伤的；

（五）在对抗性或者具有风险性的体育竞赛活动中发生意外伤害的。

第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已履行了相应职责，行为并无不当的，无法律责任：

（一）地震、雷击、风灾、洪水等不可抗力造成的；（二）来自学校外部的突发性、偶发性侵害造成的；

（三）学生有特异体质、特定疾病或者异常心理状态，学校不知道或者难于知道的；

（四）学生在学校突发疾病，学校已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了相应的紧急救护措施的；

（五）其他在学校管理职责范围外发生的。

第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学生或其监护人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伤害事故责任：

（一）学生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违反社会公共行为准则，违反学校的规章制度或者纪律，实施按其年龄和认知能力应当知道具有危险或者可能危及他人的行为的；

（二）学生行为具有危险性，学校、教师已经告诫、纠正，但学生不听劝阻、拒不改正的；

（三）学生或者其监护人知道学生有特异体质，或者患有特定疾病，但未告知学校的；

（四）学生的身体状况、行为、情绪等有异常情况，监护人知道或者已被学校告知，但未履行相应监护职责的；

（五）学生或者其监护人有其他过错的。

第四章伤害事故的处理

第二十条发生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应当及时救助受伤害学生，并及时告知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第二十一条发生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应当在4小时内向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报告；属于重大伤亡伤害事故的，学校应当在2小时内向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在2小时内向同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并及时派人指导、协助伤害事故处理。

第二十二条学生伤害事故发生后，学校应当及时调查伤害事故原因；必要时，应当保护伤害事故现场及相关证据，并请求公安、卫生等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和处理。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调查取证、受伤害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了解伤害事故情况时，学校应当协助、配合，提供真实情况和证据。

第二十三条发生学生伤害事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解决：（一）当事人双方协商；（二）当事人双方自愿，可以书面申请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调解；

（三）协商、调解不成的或者达成协议后当事人反悔的，可以提起诉讼；

（四）直接提起诉讼。

第二十四条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收到调解申请，应当指定专门人员进行调解，并在受理申请之日起60日内完成调解。在调解期限内，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的，应当签订调解协议书；调解不成，或者当事人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已经受理的，应当终止调解。调解结束或者终止，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书面通知当事人。

第二十五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结束，学校应当将伤害事故处理结果书面报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重大伤亡伤害事故的处理结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向同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第二十六条受伤害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参加伤害事故处理的其他人在伤害事故处理过程中，不得扰乱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

第二十七条学生伤害事故的责任人，应当根据过错大小对受伤害的学生给予相应的经济赔偿。

当事人均无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按照公平责任原则，由当事人共同分担经济损失。

学校无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本着自愿和可能的原则，对受伤害学生给予适当帮助。

第二十八条学生伤害事故的赔偿范围和标准根据学生伤害事故的具体情况，依照现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对受伤害学生的伤残程度存在争议的，当事人可以委托具有相应鉴定资格的机构，依据国家规定的人体伤残标准进行鉴定。

第三十条因学校教职员工在履行职务中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予以赔偿后，可以向有责任的教职员工追偿。

第三十一条为学生学习和生活提供有关物品与服务的单位、个人，因过错造成学生伤害事故的，提供物品与服务的单位、个人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学校已先行赔付的，可以向提供物品与服务的单位、个人追偿。

第三十二条未成年学生对学生伤害事故负有责任的，由其监护人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三十三条鼓励学校办理学生伤害事故校方责任险。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学校及其教职员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本条例规定履行职责的；

（二）由于学校及其教职员工的过错，造成学生伤害事故的；

（三）缓报、瞒报或者谎报学生伤害事故的；（四）妨碍学生伤害事故调查或者提供虚假情况的；

（五）在预防和处理学生伤害事故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

第三十五条学校管理混乱，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应当责令其限期整顿；对情节严重或者拒不改正的，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学校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发生学生伤害事故的，根据情节可对学校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过程中，当事人及其他人员侮辱、殴打教职员工、扰乱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的，由公安机关予以制止，依法处理；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教育、卫生、公安等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未履行本条例规定的职责，玩忽职守的，由有关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附则

第三十八条本条例下列名称和用语的含义：

（一）学校是指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中等专业学校、中等职业学校、中等技术学校和其他中等以下教育教学机构；

（二）学生是指在前项所列学校中就读的受教育者；（三）教职员工是指校长、教师以及学校的其他职工；

（四）学校举办者是指各级人民政府、行业主管部门、企业和民办学校的出资人；

（五）人身伤害是指肢体残疾、组织器官功能障碍及其他影响人身健康的损伤。

第三十九条学前教育机构中的学龄前儿童，少年宫、少年儿童活动中心、少年业余体校等校外教育机构中的学生伤害事故的预防与处理，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四十条本条例自2006年11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