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垄断法多元化的价值目标


[摘要] 反垄断法立法目的具有宣示性和导向性，为所有的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提供价值基础。由于国情和社会、经济制度的差异，每一个国家的反垄断法价值目标都是具有独特性的。中国目前正在抓紧制定符合自己的制度、传统和目标的反垄断法。因此本文通过阐述反垄断法固有的、特有的价值目标，分析了我国反垄断法的草拟稿与送审稿的不同之处，考察我国反垄断法的现实基础，对于中国的反垄断法立法目的的现实性及可操作性，提出自己的设想以对中国将来的反垄断立法有所反思和借鉴。
[关键词]反垄断法 价值目标 效益 竞争

引言
美国著名法学家博登海默曾说：“任何值得被称之为法律制度的制度，必须关注某些超越特定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相对性的基本价值”。①法律基于满足社会的需要而产生，法律价值自然是法的精髓所在，寓于法律之中。因此，在变动不定的法律条文背后，总是沉淀一系列法律的基本精神。这些基本精神指导着法的制定、修改以及实施，因此法的价值取向是任何法律所无法回避的一个基本问题。
目前，我国已经制定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于要不要制定反垄断法，制定一个什么样的反垄断法，学术界以及有关的职能部门进行了很多研究和探讨，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由于我国没有经过足够的资本集聚和资本集中过程，还没有形成规模经济，加之市场经济不发达，垄断还未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的普遍现象，也未对我国经济造成明显的损害，因此并不急于反垄断，也不急于制定反垄断法；另一种观点认为，尽管垄断在我国尚未成为普遍现象，但毕竟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随着经济市场化的加快，垄断也必将逐步蔓延并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危害，因此反垄断及制定反垄断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已经十分突出地表现出来。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分歧?这就是对立法的目的、意义等理解不同。因此，科学地理解反垄断法的价值，不仅对我们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的反垄断法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我国的反垄断立法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第一章 反垄断法固有的价值目标
从大多数国家的立法来看，尽管在表述上存在差异，但反垄断法规定的立法目的都不是单一的，而是采取多元化的折衷调和的立法目的观，将多种立法目的融合。当然，在这些立法目的中有些是反垄断法固有的、本身所具有的价值目标。
1．1 社会整体效益——反垄断法的本质目标
1．1．1 效益：当代法律的一个基本价值目标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现代西方制度学派的兴起，经济分析法学的产生，使效益开始作为一种价值目标导入法律。效率作为法的价值之一是十分重要的。它是法促进人类社会发展，促进人类社会文明的表现和必需。在每个社会形态，在每个阶段，人们的基本价值取向必然反映其所处的特定的经济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如何最大限度地优化利用和配置有限的资源（尤其在中国粗放型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建立一个充满生机、富有效益的社会，即以最少量的资源成本创造出最大的收益，乃是当前我们所面临的紧要任务。

①E•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作者致中文版前言”

“效率”本是一个经济学术语，简而言之，是指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对比关系，“这个概念一般是指不浪费，或尽可能好地应用可用资源。”①这里的“资源”也不限于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源，而包括了政治资源、法律资源、文化资源等一切可以被人们利用的东西②。
在经济学领域,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帕累托(Pareto)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教程》和《政治经济学指南》中指出，如果不存在另一种生产上的可行配置能够使该经济中所有个人都感觉同原初的配置相比至少同样好，或者更好些，那么，这一种资源配置就是最优的，即“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um）。这是经济学界迄今所能给出的明确界定的有关经济效率的概念③。
在法理学或法学的语境下，除了关注经济学领域的效率，还侧重法律运行本身的效率，即立法、司法、执法等过程中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因此，笔者认为，所谓法律效率价值，就是指所有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及其运作活动，归根到底，不但能优化资源配置，增加社会财富，还能保障社会正义、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也即以法律手段促进资源地最优化配置，从而实现“不可能使至少一个消费者境况更好(按他自己的估价),同时又不使另一个消费者境况更坏(同样按他自己的估价)④”的最适宜状态，从而充分广泛地实现社会的整体效益。
1．1．2 社会整体效益：反垄断法的本质追求目标
反垄断法虽然是以竞争为保护对象，但保护竞争机制的目标不是为维护和促进竞争而维护和促进竞争，而是实现其他的价值目标。追求效率本来就是经济法的特点之一，作为经济法子系统的反垄断法，将效率价值作为其主要追求目标是由经济法的基本属性及其作用决定的。
作为反垄断法核心价值的社会整体效益，是指反垄断法在实施过程中所取得的合乎社会需求的有益效果。漆多俊教授认为：“经济法的法律价值是着重于维护社会总体效率、社会(实质)公平和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社会秩序”⑤。笔者认为，以社会整体效益为价值取向是反垄断法自身的要求，“经济法是规范和保障国家调节社会经济之法⑥”，“竞争政策法既然是规制和防止通过市民法所形成的垄断，因此，它也就是国家对超越市民法界限所施加的经济干预的法律，这不外是我所理解的经济法”⑦。因此，作为经济法最重要组成部分的反垄断法从一开始就以维护国家利益、社会整体利益为己任，以社会权利本位为宗旨履行着调控经济、平衡利益、缓和矛盾的职能。反垄断法的本质就是国家为了维护社会整体效益而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法律体现。
社会整体效益成为反垄断法的根本价值目标并非偶然，而是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从历史的角度考察，现代意义的反垄断法产生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之后，是因应生产社会化的客观需要才应运而生的。以美国为例，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在这一时期，垄断组织超强的经济实力不仅严重损害了广大消费者和中小企业的利益,使社会矛盾激化,破坏了美国公平自由的经济观念,威胁到美国经济赖以存在的基础，而且垄断组织插手政

①顾海良等主编译：《简明帕氏新经济学辞典》，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167页
②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09页
③李龙主编：《法理学》，人民法院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一版，第241页
④ [美]罗伯特•考特 托马斯•尤伦著，张军等译：《法和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
⑤漆多俊著：《经济法的价值、理念与原刻》[J]，《经济法论丛》第2卷，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68页。
⑥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⑦[日]金泽良雄著，满达人译《经济法概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165页

治,通过赞助或行贿等手段,扶植和拉拢代表垄断组织利益的代言人,威胁到民主政府的稳定。反托拉斯法不仅成了美国多数人民的呼声,而且政府为了维持自由竞争的经济秩序,为了稳固民主政府的基础,稳定社会,也加入到反托拉斯的行列中。
1．2 反垄断法的基本目标：实质公平
公平价值始终是法律的追求目标之一。公平价值是民法的活的灵魂，竞争主体之间采取什么样的手段进行竞争，竞争主体和消费者之间如何进行交易，按民法中的个人权利本位、契约自由、意思自治原则，这些主体之间不存在不公平的问题，即使这些主体间出现了显失公平的情况，也只是特定主体之间的利益不平衡①。与民法相比，经济法强调的是社会公平、结果公平和实质公平，谋求的是社会的稳定发展，追求的是社会的整体公共利益。反垄断法作为经济法的子系统，自然应当体现这种价值追求。企业间通过协商谈判进行合并形成垄断地位，从传统民商法来看，交易本身是公平合理的，特定主体间的利益是平衡的；但从反垄断法来看，这种垄断如果限制了市场的竞争机制，损害了其他市场竞争主体的利益，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就应当受到规制。反垄断法通过对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制，从而维护正常的竞争秩序，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保护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从根本上讲，就是实现社会公平、实质公平。
反垄断法中的公平价值追求主要是通过实现社会整体效率的最大化、实现社会财富最大化而实现的。效率的增进最终会给全体社会个体带来利益的增进,因而效率是最大的公平、整体的公平②。在经济法中,公平这个价值实际上是内在化于效率价值之中的。判断公平与否的最大、最客观的标准不再是伦理、道德的抽象而是效率是否提高这一事实。反垄断法对社会整体效益的保护恰好体现了公平价值的内容要求。实现了效率价值,公平价值才能得到最好的体现。因为没有效率的正义本身就是非正义的，正如法谚所云：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③。

第二章 反垄断法特有的价值目标
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曾爆发过一场关于反垄断法保护目的大辩论,参加辩论的主角被分为一元论学派和多元论学派。芝加哥学派是一元论的代表。“芝派”认为竞争法的惟一目的是实现经济效率的最大化，除此以外不存在诸如公平之类的社会政治目的；多元论学派认为竞争法以多种价值为基础，这些价值既不能简单地量化，又不能归结为单一的经济目标，这些价值反映了希望、文化、历史、制度和直觉本身，在竞争执法中对此不能或者不应忽视④。
2．1 维护市场竞争机制
有学者认为，由于竞争是当今各国反垄断法所共同宣示的保护对象，是反垄断法各基本价值的集中体现，是反垄断法判断规范对象的永恒尺度，因此竞争构成反垄断特有的法价值⑤。现代经济的发展业已证明，开放的市场以及由此而得以存在的强有力的竞争创造了财富，无论国家的、地区的乃至全球的经济都是如此。几乎无人能够否认，全球的经济福利从通过GATT（关贸总协定）和WTO（世界贸易组织）减少贸易壁垒中受益巨大。
“保护竞争而不是竞争者”是美国最高法院审理的Brown Shoe v. US, 370 U.S.294.320(1962)一案的首席大法官沃伦（Earl Warren）率先提出来的著名论断，后来被许多国家的竞争法理论所接受而广为流传。其基本含义是，反垄断法维护的是市场竞争机制，

①贺娟著：我国反垄断立法若干问题研究[J] ，山西财经大学， 2003年4月20日（硕士学位论文）
②赵万一 魏静 著：论我国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界定及制度架构[J]，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1期，第108-112页
③李龙主编：《法理学》，人民法院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9页
④孔祥俊著：《反垄断法原理》，中国法制出版社,第一版，第166页
⑤曹士兵著：《反垄断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31页
　　裁判要旨

　　客户依授信协议约定向银行申请发放贷款的，银行亦应按协议约定进行审查。银行怠于依授信协议约定订立贷款合同的，客户有权请求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

　　案情

　　2010年8月，上海信博实业有限公司（简称信博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信贷中心（简称招行小企业信贷中心）签订授信协议一份，协议约定：招行小企业信贷中心同意向信博公司提供170万元循环授信额度供其使用，授信期间从2010年8月至2011年7月；信博公司使用授信额度必须逐笔申请，由银行逐笔审批同意，具体事项由具体业务合同约定；信博公司提供房地产作为抵押；其有权要求银行按协议规定的条件提供授信额度内贷款或其他授信，有权按协议约定使用授信额度；银行应按协议及各具体合同规定的条件在授信额度内向信博公司发放贷款或提供其他授信等。授信协议签订后，信博公司与招行小企业信贷中心办理了相应的抵押登记手续。2010年9月，信博公司向招行小企业信贷中心提出申请，要求拨发17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但招行小企业信贷中心未予发放。故信博公司诉至法院，要求招行小企业信贷中心赔偿未按约发放贷款而给信博公司造成的损失20万元。

　　裁判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信博公司与招行小企业信贷中心协商签订的授信协议成立有效。协议签订后，招行小企业信贷中心就信博公司授信期限内提出的贷款申请，负有依据约定审查，并在对方不违反授信协议各项约定的情况下与之订立贷款合同的义务。信博公司提出贷款申请后，银行无正当理由拒绝与之订立贷款合同，存在其他违背诚信缔约原则之行为，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但鉴于信博公司起诉所主张的损失无法证明与招行小企业信贷中心行为相关联并属于相应责任范围，故对其诉请要求赔偿违约金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据此，法院判决：驳回原告信博公司的诉讼请求。

　　评析

　　近年来，基于授信额度合同所具有的吸引和保持优质客户以及能简化客户在将来实际使用银行资金或信用时的审批手续的优势，银行将此类合同大量应用于对中小企业的融资事宜中。但该类合同非合同法明确规定的合同种类，亦非银行业务合同中的传统形式，故对其性质、效力的审查，应以协议的订立背景与目的、所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的范围等综合予以考量。

　　授信协议订立范围与目的。授信额度合同是指银行与客户之间就未来一定期限内客户特定业务开展的融资事宜达成的协议。根据该协议，客户在额度使用期限内可要求银行贷予一定限额资金或信用授予，而客户则需承担获取授信额度的相应对价。就银行方而言，其可通过授信审查控制风险，而对客户方而言，则可通过获得授信，取得在将来一定期限内便捷融资的可能。

　　授信协议与贷款合同的区别与联系。授信出于风险控制，有明确的指向为银行“授予”客户，重在基本框架确定与贷款资格审查；贷款为双务合同，应当具备贷款金额、款项用途、利率等必备要件，贷款为授信可能后果，授信非贷款必要前提。即使授信协议约定了明确的授信额度、授信期间，设立了抵押担保，形式上与贷款合同类似，内容亦与贷款合同各项要件重合，但欠缺贷款金额、利率、用途等必备要素的同时，更缺少“客户提出贷款申请经银行审批通过”这一贷款合意形成环节，不能以授信合意取代贷款合意、更不应将贷款合同等同于授信合同。

　　结合本案，双方约定“乙方使用授信额度必须逐笔申请，由甲方逐笔审批同意，每次贷款或其他授信的金额、期限、具体用途等可由双方另签具体业务合同（含借据）、协议，或由乙方向甲方提交并经甲方接受的相关业务申请书予以约定”，双方实质上约定将来以另签具体合同（借据）或经银行接受的业务申请书为贷款合同形式要件，并以银行审查通过为将来合同成立前提，即诉争“授信协议”兼具预约订立本合同（贷款合同）的意思表示和构成本合同要约的要求，应独立于贷款合同，成为贷款合同的预约。

　　预约合同的契约审查。预约合同使当事人负有将来按预约合同规定的条件订立主合同的义务，而不负履行将来要订立的合同的义务。具体至本案，银行负有在授信期间内，申请人不违反授信协议约定，且授信人资信、贷款风险较之授信时无重大变化的前提下，与申请人订立贷款合同的义务，而不负有依据客户申请直接发放贷款的义务。但预约合同本身也具备契约特征，故仍应以合同标准予以审查。如银行无正当理由拒绝订立贷款合同的，相应法律后果应由银行方承担。

　　具体责任承担方式。当事人基于预约而产生的权利是对将来订立本约的一种期待权，预约债权人有理由相信预约债务人将来会受此约束，并基于这种信赖而行事。如果预约债务人违反义务，则必将使预约债权人蒙受不利益。但损害赔偿的范围应是信赖利益，即预约债权人只能请求赔偿因此而遭受的损失，而不能按照预定的本约内容，请求赔偿其可预期的利益。故在银行方怠于依照授信合同约定订立贷款合同时，申请人可主张由此支出的订立费用、履行的准备费用等。而本案中，原告信博公司主张的损失是因银行拒绝放贷行为，导致其无法向中远公司支付货款，从而未能及时向元强公司供货而发生违约金损失20万元。但原告未就该项损失进行举证，且该损失本身亦不属于原、被告间签订授信协议时一方能够预见的因违约可能造成对方损失的范围，故原告主张的违约金损失与本案诉争缺乏关联。

　　本案案号：（2011）园商初字第0018号

　　（作者单位：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