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部


关于禁止从马来西亚进口猪及其产品的规定
农业部



根据有关消息，近期马来西亚暴发猪的日本脑炎。为防止马来西亚的日本脑炎传入我国，保护我国畜牧业安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特规定如下：
一、禁止直接或间接从马来西亚输入猪 ( 包括猪的胚胎和精液)及其产品。
二、禁止邮寄和游客携带马来西亚的猪( 包括猪的胚胎和精液)及其产品入境，一经发现，一律做销毁处理。
三、各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和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凡截获来自马来西亚的猪( 包括猪的胚胎和精液)及其产品，一律就近销毁处理。
四、请各有关单位密切配合，通力合作，做好对从马来西亚输入猪( 包括猪的胚胎和精液)及其产品的查禁工作。
五、凡违反上述规定者，各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和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等有关规定处理。



1999年4月5日
　　一项法律变革，将使得音乐作品的创作者、表演者，乃至普通社会公众普遍受益，亦符合国际条约之要求及国际上主流之法学理论，用一句比较流行的话语，也还与先进国家的制度“国际接轨”，这样的立法动议在我国会通不过么？

著作权法草案第一稿第46条之命运，着实给我们上了非常生动的一课。该草案条文完全符合上述要求。条文规定：“录音制品首次出版3个月后，其他录音制作者可以依照本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条件，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其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按此条文，录音制品首次出版3个月后，更多表演者可通过其他录音制作公司录制该作品，由此同样获得了录制、用自己的独特唱法演绎作品并收益的权利；公众则可因此能听到同一首歌不同演唱者不同特色风格的表演，从而可以选择自己更喜欢的演唱者录制的唱片，因此不同的偏好有了更多被满足之可能；而对创作者而言，更多表演者录制他的作品，可有效地扩大其作品的影响，且只要有合理的分配制度，同样能使他收获更多的经济回报。简言之，如果该条文早日通过，则公众不至于长期听不到沙宝亮的《暗香》与旭日阳刚的《春天里》。结局可谓皆大欢喜，唯一可能的利益受损者为买断了著作权从而试图垄断市场的唱片公司。尽管如此，该条带来的充分市场竞争亦可能迫使唱片公司更加谨慎地挑选演唱歌手以及改进唱片录制技术，在挑选培养歌手方面少一些乱七八糟的“潜规则”，从长远来看，亦也不失为唱片公司提升自身的一个好契机。

然则，这样一条意图良好的修法草案，自3月31日发布，到了7月初的第二稿便告夭折，存在不到百日，其多舛命运令人感慨颇多!感慨之余，亦不免反思该草案条文立法进程之可能的操作失误。

首先，该草案出台之前理论上的准备明显不足，这牵涉到立法之科学性。登录知网，发现草案出台前，与该条文涉及之音乐作品法定许可相关的论文有分量者不过寥寥数篇，且既有研究并未涉及更为深层次的问题：著作权究竟是先验的自然权利还是实现社会福利之工具？按照国际上颇有影响的达沃豪斯等知识产权学者的观点，著作权更大程度当为实现社会福利之工具，由此为社会福利适当限制著作权人的权利实为必要；而国内学者如徐?之对价论、冯晓青之平衡论等若能与草案有效对接，亦可一定程度上为草案提供理论支持。当然，或许草案出台前通过研讨会等形式相关学者进行过更多论证，然则这种讨论成果未公之于众，因而未在学界形成更为广泛的讨论而整合出有效的、更经得住推敲的共识。我国相当多学者依然固守自然权利“私权神圣”这一意识形态话语，而未在更深层次上探寻国外立法及国际条约如此立法之用意何在及如此立法之中国意义。因此，当利益受损群体（主要是大唱片公司）祭出对作品的“支配权”等自然权利理念这面大旗进行反击时，草案提出方及支持草案的学者明显缺乏必要的理论回应准备。而且草案中三个月期限明显缺乏经得起推敲的论证，且音著协代收费的方案也不能令更多创作者信服。这些都暴露出草案理论准备之不足。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草案推出之前，草案制定方缺乏必要之公共场域的舆论准备，这牵涉立法之民主性。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民主包括两个不同层面：建制化的民主；公共场域的民主。公共场域里充分的理性商谈对于立法之正当性至关重要。草案出台前一年的汪峰禁止旭日阳刚演唱《春天里》的事件，事实上已为公共场域广泛讨论对著作权的合理限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且公众多支持旭日阳刚而主张适当限制著作权。然草案制定方乃至参与草案动议的学者当时似乎都按兵不动，仍旧仅服从于当时实定法既有的权威，而未将之视为动员舆论变动法律之契机。当然，《春天里》事件涉及的是现场演唱而草案46条涉及的是录音，但二者涉及到的法伦理基础却是类似的：作者能否独占垄断自己的作品而无视公众福利？或许，我国一些学者太执著于他们所看到的外国法律文本了，而未能跨过文本对理念进行更深层次的自主思考。这同样也折射出我国一些参与立法的学者一定要与民意划清界限、似乎非此不能彰显自己学者身份的精英心态。

最后，需要反思的是，草案提出之后，面对部分利益受损音乐人的置疑，草案制定方仍旧未能在更大程度上动员可能受益的作者、表演者乃至社会公众参与商谈。我们看到得更多仍旧是置疑者与草案制定者的“二人转”，而沉默的大多数依旧沉默。尽管他们不是被有意“消音”，但立法者并未更多地向他们说明草案可能带给他们的益处，因而他们未必能理解如此专业的文本带给自己的将是什么，从而“作壁上观”。同时，草案制定方亦未能拿出更有效的机制使可能的受益者——作者，如同他们在国外的同行那样真正受益。由此，在遭受利益受损群体的强力而有组织地反击后，草案之命运可想而知。

总之，此次著作权法草案第46条之“突然死亡”令人痛惜，其具体原因耐人寻味。然而，换一个角度看，这一事件亦或许是一个不错的契机。通过这次事件，也许能使我们的立法者意识到，在这个日益民主化、公众对立法参与度越来越高的时代，变动法律时除了征求专家意见、发布征求意见稿外，在与知识界、社会公众沟通等方面他们还有更多的事需要去做。

（作者单位：重庆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