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 阿根廷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根廷政府关于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根廷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缔约双方”）；
　　愿加强两国间的经济合作；
　　希望在相互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原则的基础上，为缔约一方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创造良好的条件；
　　认识到通过协定促进和保护投资有助于促进该领域内商业活动的积极性；
　　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在本协定内：
　　一、“投资”一词系指，缔约一方投资者依照投资所在缔约国另一方的法律和法规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所投入的各种财产，特别是，但不限于：
　　（一）动产、不动产及其他财产权利，如抵押权和质权；
　　（二）公司的股份、股票和任何其他形式的参股；
　　（三）金钱请求权和其他具有经济价值的行为请求权，包括与某项具体投资直接有关的贷款；
　　（四）知识产权，尤其包括著作权、专利、工业设计、商标、商名、工艺流程、专有技术和商誉；
　　（五）法律赋予的特许权，包括勘探或开发自然资源的特许权。
　　二、“投资者”一词系指：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自然人；
　　（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设立，其住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内的经济组织；
　　在阿根廷共和国方面，
　　（一）依照阿根廷共和国法律为其国民的任何自然人；
　　（二）根据阿根廷共和国法律和法规设立，其住所在阿根廷共和国领土内的任何法人。
　　如果缔约一方的自然人或法人在某一设立于第三国领土内的法人中拥有利益，并且该法人在缔约另一方进行投资，则它应被视为缔约前者一方的法人。本条该款仅在上述第三国没有或放弃保护上述法人的权利时方可适用。
　　三、如果为缔约一方国民的自然人在进行投资时，已在缔约另一方居住两年以上，则本协定的规定适用于该自然人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除非能证明原始投资来自缔约另一方境外。
　　四、“收益”一词系指投资所产生的款项，如利润、股息、提成费和其他收入。
　　五、“领土”一词系指缔约任何一方的国家领土包括根据国际法对其行使主权权利或管辖权的与其领海的最外层边缘毗邻的海域。

　　第二条
　　一、缔约各方应促进缔约另一方的投资者在其领土内投资，并根据其法律和法规接受此种投资。
　　二、缔约各方应根据其法律和法规为在其领土内从事与投资有关活动的缔约另一方投资者获得签证和工作提供帮助和便利。

　　第三条
　　一、缔约一方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和与投资有关的活动应受到公正和公平的待遇和持久的保护和保障。缔约各方同意，在不损害其法律和法规的情况下，对缔约另一方投资者在其领土内对投资的管理、维持、使用、享受和处置不采取任何不合理或歧视性措施。缔约各方应恪守其对缔约另一方投资者在投资方面可能承担的义务。
　　二、本协定项下所享受的待遇和保护应不低于第三国投资者的投资和与该投资有关的活动所享受的待遇和保护。
　　三、本条第二款中所述的最惠国待遇和保护，不包括缔约任何一方由于参加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经济同盟、共同市场或任何其他地区协定；或与避免双重征税及为方便边境贸易有关的协定的规定而给予第三国投资者的优惠。
　　四、本条第二款的规定不应解释为缔约另一方投资者享有根据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日阿根廷共和国和意大利签订的及一九八八年六月三日阿根廷共和国和西班牙签订的提供优惠贷款的双边协定所规定的待遇、优惠和特许。

　　第四条
　　一、缔约任何一方不应对缔约另一方投资者在其领土的投资采取国有化或征收的措施（以下称“征收”）或任何其他具有类似效果的措施，除非符合下列条件：
　　（一）采取措施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
　　（二）依照国内适当的法律程序；
　　（三）非歧视性的；
　　（四）给予补偿。
　　二、本条第一款第四项所述补偿应使投资者处于未被采取本条第一款所述措施时相同的财政地位。该补偿不应无故迟延，应能按确定补偿款额之日适用的有效汇率有效地实现和自由地转移。
　　三、缔约任何一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因战争、全国紧急状态、暴动、骚乱或其他类似情况而遭受损失，缔约另一方如采取有关措施，其给予的待遇不应低于给予任何第三国国民或公司的待遇。

　　第五条
　　一、缔约各方应在其法律和法规的管辖下，保证缔约另一方投资者自由转移其投资和收益，包括：
　　（一）利润、股息、利息和其他收入；
　　（二）全部或部分清算投资的款项；
　　（三）本协定第一条第一款第三项所述贷款的偿还款项；
　　（四）本协定第一条第一款第四项所述的提成费；
　　（五）技术援助或技术服务费，管理费；
　　（六）与承包工程有关的支付款项；
　　（七）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经允许从事与投资有关活动的缔约一方国民的收入；
　　（八）第四条所述的补偿。
　　二、转移应依照投资所在缔约一方的程序，按转移之日通常适用汇率以可自由兑换的货币有效地不迟延地进行。

　　第六条
　　如果缔约一方或其代表机构对其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作了担保，并据此向该投资者作了支付，缔约另一方应承认该投资者的任何权利或请求权转移给了缔约前者一方或其代表机构，并承认缔约前者一方或其代表机构对上述权利或请求权的代位。代位的权利或请求权不得超过原投资者原有的权利或请求权。

　　第七条
　　一、缔约双方对本协定的解释或适用产生争议，应尽可能通过外交途径协商解决。
　　二、如在六个月内通过外交途径未能解决争议，则根据缔约任何一方的要求，可将争议提交专设仲裁庭。
　　三、专设仲裁庭由三名仲裁员组成。缔约各方应在收到要求仲裁的书面通知之日起两个月内各委任一名仲裁员，在其后的两个月内，该两名仲裁员应共同推举一名与缔约双方均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国民为第三名仲裁员。第三名仲裁员由缔约双方任命为首席仲裁员。
　　四、如果在收到要求仲裁的书面通知之日起两个月内尚未组成专设仲裁庭，缔约双方又无其他约定时，缔约任何一方可提请国际法院院长进行必要的任命。如国际法院院长是缔约任何一方国民或由于其他原因不能履行上述职责，则可请国际法院中非缔约任何一方国民的资深法官进行必要的任命。
　　五、专设仲裁庭自行制定其程序规则。
　　六、仲裁庭的裁决以多数票作出。裁决是终局的，对缔约双方具有拘束力。应缔约任何一方请求，专设仲裁庭应对其裁决作出解释。
　　七、缔约各方应负担其任命的仲裁员及其出席仲裁程序的费用。首席仲裁员的费用和仲裁庭的其他费用由缔约双方平均负担。

　　第八条
　　一、缔约一方投资者和缔约另一方就本协定有关投资产生的任何争议，应尽可能由争议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二、如从产生争议之日起六个月内不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争议，在下列情况下，争议任何一方有权将争议提交接受投资缔约一方有管辖权的法院或提交国际仲裁。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
　　如果有关征收的补偿款额的争议在诉诸本条第一款规定的协商后六个月内仍未能解决，应任何一方的要求，可将争议提交根据第四款的程序组成的专设仲裁庭。缔约任何一方投资者与缔约另一方之间有关其他事项的争议，经争议双方同意，可提交仲裁解决。
　　在阿根廷共和国方面：
　　本条第一款所述的任何争议在任何一方提出争议之日起六个月内未能得到解决，则可提交根据第四款的程序组成的仲裁庭。
　　三、如果投资者已将争议提交上述投资所在缔约一方有管辖权的法院或已提交国际仲裁，则这种选择是最终的。
　　四、该仲裁庭应按下列方式逐案设立：争议双方各任命一名仲裁员，该两名仲裁员推举一名与缔约双方均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国民为首席仲裁员。前两名仲裁员应在争议任何一方向另一方发出要求仲裁的书面通知之日起两个月内任命，首席仲裁员应在四个月内推举。如果在上述期限内，仲裁庭尚未组成，则争议任何一方可提请“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的秘书长进行必要的任命。
　　五、仲裁庭自行制定其程序规则。在制定仲裁程序时，仲裁庭可参照一九六五年三月十八日在华盛顿开放签字的《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设立的“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的仲裁规则，或参照“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仲裁规则。仲裁庭的裁决以多数票作出。
　　六、仲裁庭应根据本协定的规定、与争议有关缔约一方的法律包括其冲突法规则、与该投资有关的任何特别协定的规定及有关的国际法一般原则作出裁决。
　　七、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争议双方均具有拘束力，缔约各方应依照其法律执行裁决。

　　第九条
　　如果缔约一方法律和法规的规定、或现有或在本协定后缔约双方间确立的国际义务、或如果任何有关投资的特别协定的规定含有给予缔约另一方投资者的投资比本协定更为优惠的待遇，不论是一般的或特别的，该规定应比本协定优先适用。

　　第十条
　　一、本协定适用于协定生效之前或之后缔约任何一方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根据其法律或法规进行的投资。
　　二、本协定不应适用于在其生效前产生的任何争议、请求权和分歧。

　　第十一条
　　一、缔约双方代表为下述目的应不时举行会谈：
　　（一）审查本协定的执行情况；
　　（二）交换法律意见和投资机会；
　　（三）解决投资产生的争议；
　　（四）提出鼓励投资的建议；
　　（五）研究与投资有关的其他事宜。
　　二、若缔约任何一方要求就本条第一款所述的事项进行磋商，缔约另一方应给予善意考虑并为磋商提供便利。磋商轮流在北京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

　　第十二条
　　一、本协定自缔约双方相互书面通知已完成各自国内法律程序之日起的下一个月的第一天生效，有效期为十年。
　　二、如缔约任何一方均未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有效期期满前一年书面通知缔约另一方终止本协定，则本协定继续有效。
　　三、第一个十年有效期满后，缔约任何一方可随时终止本协定，但应至少提前一年书面通知缔约另一方。
　　四、对于本协定终止之日前进行的投资，本协定第一至第十一条的规定自本协定终止之日起继续有效十年。
　　经正式授权代表签署本协定，以昭信守。
　　本协定于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五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西班牙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若解释上发生分歧，以英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阿根廷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钱　其　琛　　　　　　　　　　　　　　　　　吉多·迪特利亚
　　　　　　（签　字）　　　　　　　　　　　　　　　　　　（签　字）
　　近年来，不少法院为健全和完善司法的监督机制，尝试从社会上聘请监督员对法院的廉政情况、工作作风、司法公正等方面进行监督，并形成相应的制度。这些制度虽然名称各有不同，如特约监督员、特邀监督员、执法监督员等，但核心都是法院聘请人民群众担任监督员来监督法院，为此，笔者统一称之为特约监督员制度。特约监督员制度是人民法院强化司法权监督的重要创新，但在实际运行中也存在一些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在价值导向下，优化制度安排，促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

一、特约监督员制度的价值

特约监督员作为法院加强监督、搭建群众沟通桥梁的制度创举，既展现了法院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的积极态度，又承载着了解和回应人民群众多样化司法需求的重任。

（一）特约监督员制度是法院接受社会监督的主动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七条中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接受人民的监督，既包括体现人民意志的法律监督，还包括直接来自于人民群众的社会监督。为了落实和强化社会监督，法院主动建立起特约监督员制度，使人民群众更好地了解法院工作情况，增强普通群众监督法院的影响力，有效提高了社会监督的力度和效果。

（二）特约监督员制度是促进法院工作完善的有效途径

人民性是人民法院的本质属性，司法为民是法院工作的基点。在新形势下，法院要更好地落实司法为民、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就必须掌握民众的要求，听取民众的意见。法院特约监督员制度就是人民法院畅通多元化民意表达机制的有益尝试，通过选聘具有代表性的特约监督员，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将民众的司法需求以监督意见和改进建议的形式表达出来，促使法院进一步完善自身工作，更有针对性地满足人民群众最迫切最核心的司法需求。

（三）特约监督员制度是维护司法公信的重要保障

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和尊重是司法公信力的核心要素。面对转型时期矛盾凸显的社会现实，人民法院引入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普通民众组成监督员队伍，主动接受他们对法院和法官多方面的监督，并通过特约监督员向普通民众传导，将有助于缓解矛盾冲突，减少误解，树立人民法院公正、廉洁、为民的良好形象，成为司法公信力提高的重要保障。

二、特约监督员制度存在的问题

在制度的实际运行中，特约监督员通过不同的监督方式了解法院工作情况，并以监督员的身份对法院提出了不少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也得到了法院的积极回应，为法院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思路和改进方法，产生了积极的效果。然而，特约监督员制度在发挥“监督”职能的同时，也反映出一些制度性问题。

（一）特约监督员制度的外部属性有所欠缺

人民法院建立特约监督员制度，其目的主要在于强化法院的外部监督。然而，从当前人民法院普遍采取的制度内容来看，特约监督员制度外部属性不足。一方面，特约监督员制度主要来源于法院的自我完善，法院既是特约监督员制度的发起者，又是被监督者，特约监督员履职更多地表现为协助法院的管理者对法院工作进行监督。另一方面，特约监督员由法院聘任，作为监督者的监督员，对被监督者——法院的依附性，难以保障特约监督员在履职过程中始终处于超然的位置。

（二）特约监督员缺乏有效的监督与制约手段

监督功能的发挥依赖于监督者充分的监督能力，在现有制度下，特约监督员面临着监督能力不足的问题。首先，特约监督员的监督手段与途径有限。特约监督员不具有调查权，在当前违法的形式更加多样、隐蔽的情况下，作为普通民众的特约监督员很难获得全面、客观的监督信息。其次，特约监督员的监督意见“刚性”不足。由于特约监督员制度并非法定监督形式，其监督意见对法院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虽然大多实施这一制度的法院都规定了针对监督意见的答复义务，但意见是否被接受最终取决于法院自身，监督员对此缺乏有效制约。

（三）与其他监督方式未形成科学的制度协调

当前，权力的监督方式日趋多元化，不同的监督方式只有相互协调，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特约监督员制度作为一种新的司法权监督方式，与既有监督方式的协调上尚有完善空间。首先是特约监督员制度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监督的协调欠缺。法院的很多特约监督员身份与代表或委员身份重合，容易导致监督性质的模糊和监督措施的混乱。其次是特约监督员监督与信访、投诉监督的协调欠缺。从实践来看，特约监督员提供的监督信息大多没有超越法院通过信访、投诉等渠道获取的信息，且对于后者获得的信息，法院同样应当依法予以处理并给予答复，导致特约监督员制度的功能有所消解。

三、特约监督员制度的完善

围绕特约监督员制度存在的障碍和问题，我们需要对制度的主要内容进行统筹安排，就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重点完善：

（一）优化特约监督员选任方式

法院特约监督员选任方式的优化是解决特约监督员制度外部属性不足的首要措施。具体来说，一是适度扩大选任范围。目前，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的人选主要是靠有关单位、组织推荐产生的，这种方式将选择限制在较小的范围。为更好地体现特约监督员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在选任中应向更大范围扩展，并允许符合条件的公民申请。二是探索人大主导等外部选任机制，提高制度公信力。为消除“自己监督自己”的质疑，特约监督员的选任可由同级人大常委会或法院外的其他机构来主导，提高特约监督员的独立性。

（二）畅通监督信息获取渠道

充分的信息掌握是有效开展监督的前提。对于当前法院特约监督员获取监督信息渠道不足的问题，主要可采取以下措施：一是继续推进法院司法公开。司法公开是法治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促使特约监督员更好地掌握法院工作信息，更好地发挥监督功能的有效途径。二是强化法院对特约监督员监督行为的配合。法院应进一步明确监督员在公民权利范围内的申请资料公开、访谈、旁听等渠道和程序，为特约监督员履职创造更好的条件。三是加强人大等有权机关对特约监督员获取监督信息的支持。对于特约监督员无法自行调查的线索，应允许其向人大等机关提出调查建议，由其依照职权开展进一步调查和监督，为特约监督员提供坚强的后盾。

（三）强化监督结果的制约力度

特约监督员对法院制约力量的薄弱已经成为其功能发挥的主要阻碍之一，也使得特约监督员制度在效果上与信访、投诉等社会监督方式相比缺乏明显优势，提升特约监督员监督意见的刚性效力是特约监督员制度发展的关键环节。然而，基于法律保留原则，未经法律授权的特约监督员并没有直接要求法院作出决定的权力。对此，笔者认为，可以从程序建议权上考虑，即继续延续既有的批评、建议和要求答复的监督方式，但在监督员对答复不满意或法院拒绝答复时，视情况向相应的人大常委会提出处理建议，由人大依法予以监督，从而提高监督员的监督力度，确保监督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