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品种侵权纠纷鉴定方法的选择和适用——兼对兄弟授权品种侵权一案分析

武合讲


摘要：品种审定是根据申请品种的特性判断先进性和适用性，品种保护是根据新品种的特征测试特异性和一致性，因两者都是以品种在田间观察的性状为判定标准，所以处理品种侵权案件应当采取最为可靠、准确的田间观察检测方法实施鉴定。DNA标记与植物性状之间不具有对应性，目前可用核心引物的数量尚不能满足全基因组对比，基因指纹图谱检测方法虽然具有快捷、准确、稳定、经济的优点，也仅能作为处理品种侵权案件的辅助鉴定方法。

关键词：品种保护；品种审定；品种侵权；田间观察；指纹图谱


　　审理侵犯品种权纠纷案件，常需委托鉴定机构采用该专业领域的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对被控侵权物是否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进行鉴定。鉴定人进行品种侵权鉴定，应当依下列顺序遵守和采用该专业领域的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一)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二)司法鉴定主管部门、司法鉴定行业组织或者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制定的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三)该专业领域多数专家认可的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不具备前款规定的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的，可以采用所属司法鉴定机构自行制定的有关技术规范。依据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对于侵犯品种权纠纷案件涉及的专门性问题可以采取田间观察检测、基因指纹图谱检测等方法鉴定。两种鉴定方法遵守的技术标准不同：田间观察检测应当遵守《GB/T3543.5—1995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真实性和品种纯度鉴定》。基因指纹图谱检测应当遵守《GB/T 19553—2004大豆种子品种鉴定实验方法简单重复序列间区法》、《NY/T1432—2007玉米品种鉴定DNA指纹方法》和《NY/T1433—2007水稻品种鉴定DNA指纹方法》等。同一鉴定方法具有不同级别技术标准的，选择较高级别的技术标准，容易做到。同一鉴定方法具有两个以上同一级别技术标准的，技术标准的选择就值得探讨。最高法院明确规定两种鉴定方法的采用顺序是：田间观察检测在先，基因指纹图谱检测在后。虽不能说这是法定的采用顺序，但法律如此规定，必有其科学性。国家标准田间观察检测是以被控侵权物和授权品种在田间整个生育期的性状表现做对照判定是否侵权，与我国目前实行的品种选育、品种审定中的品种试验和品种保护中的DUS测验检测的对象具有一致性和对应性，可以得出最为可靠、准确的鉴定结论 。基因指纹图谱检测是以被控侵权物的DNA图谱与授权品种的标准DNA图谱相比较判定是否侵权，由于目前我国尚未完成各授权品种的DNA全基因组测序，大多数审定品种和授权品种没有标准的基因指纹图谱，且受SSR等核心引物数量的限制不能实现全基因组比对，常不能得出可靠的准确的结论。尽管基因指纹图谱检测方法具有快捷、准确 、稳定、经济的优点，但进行品种侵权鉴定，目前仍应以田间观察检测方法为主，以基因指纹图谱检测方法为辅，两种方法综合适用。下面以一涉及《GB/T3543.5--1995》和《GB/T 19553—2004》两个技术标准选用的案例，论述此观点的正确性。

案例简介 ：

　　大豆品种中黄13 和菏豆13 ，都是审定品种和授权品种。豫豆8号，是中黄13的母本，是菏豆13的父本；中黄13的父本是中90052-76；菏豆13的母本是菏95－1；中黄13和菏豆13系兄弟品种。中黄13的品种权人许可某种业公司A对中黄13独占实施经营、生产、市场维护权；A又授权B、C、D三家公司实施上述权利。2009年，D以L销售的由F生产的菏豆13豆种实为中黄13豆种为由，将L和F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停止生产、销售并收回与中黄13相同的菏豆13的种子和赔偿经济损失。法院委托某测试中心测试署名为菏豆13和中黄13的两份大豆样品在DNA水平上是否存在差异。某测试中心依据SSR核心引物法，参考文献《GB/T19563-2004》、谢某等学者发表的论文《利用中国秋大豆(Ciycine max(L.)Merr)筛选SSR核心为点的研究》和《利用 SSR 标记揭示我国夏大豆 ( Giycine max (L.) Merr) 种质遗传多样性》的方法提取种子DNA，选取文献中的SSR标记引物共68对进行PCR扩增，电泳检测，标记引物Satt286在两个待检样品中未扩增出清晰条带，其余67对标记引物都能扩增出清晰条带，得出的测试结论为：“利用67个大豆核心SSR标记，对菏豆13和中黄13进行DNA差异分析，结果显示：在所测试的所有标记中，未发现两样品间存在差异。”法院依此测试结论和文献的观点认定被告生产、销售的菏豆13种子侵犯了原告的中黄13植物新品种独占实施权，判决被告停止侵权和赔偿损失。作者认为，该鉴定及其结论以及法院的判决，都值得商榷。

一、目前品种侵权鉴定方法选择和结果的倾向性。

　　在中国知识产权裁判文书网上公布的品种侵权案例中，采用田间观察检测方法进行鉴定的只有两起，鉴定结论都是被控侵权物没有落入品种权的保护范围，原告败诉 ；其余进行鉴定的案例全是采用基因指纹图谱检测方法，得出的鉴定结论几乎全是被控侵权物与授权品种没有发现差异，原告胜诉。在品种侵权诉讼中，明显地出现了鉴定机构因采用不同的鉴定方法就得出不同的鉴定结论，法院因采用不同的鉴定结论就作出不同的判决结果的两个极端的规律性的现象。究其主要原因，是当事人、司法机关和鉴定机构偏爱于单一选用基因指纹图谱检测方法进行鉴定。鉴定方法选择不当。

二、基因指纹图谱检测与品种选育、品种试验和DUS测试对象的不对应性，决定了不能单一应用基因指纹图谱检测结果判定品种侵权。

　　目前我国实行的品种审定和品种保护，都是依据植物新品种在田间的表现型决定其是否成为审定品种或授权品种的法律制度。品种选育选择的对象是性状；品种审定进行品种试验和品种保护进行DUS测试的对象，也都是性状。品种选育和品种试验的根据主要是品种的生理特性。DUS测试的根据主要是品种的形态特征。基因指纹图谱检测方法的根据主要是DNA的某段简单重复序列。DNA的简单重复序列是非编码序列，与性状关系不大。植物的性状表现有多种形式，如质量性状、假质量性状、数量性状和复合性状的组合等。某个性状的表达有可能是多种基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基因的表达是特定的DNA片段和特定的环境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有什么样的基因不一定就有什么样的性状，无法通过简单的分子标记来作为品种标签 。随着DNA全基因组测序研究的进展，人们对于基因功能的深入研究，在标记与性状之间找到更紧密和相关的联系后，利用两种鉴定方法才可得出同样的结论。待到品种选育、品种审定和品种保护都采用基因指纹图谱检测方法决定取舍时，采用基因指纹图谱检测方法鉴定被控侵权物是否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才能成为最可靠的方法。
　　植物的形态性状基本上是以显性和加性遗传为主，表现共显性的极少；在纯合状态下的差异到杂合状态下可能被覆盖或缩小，单基因表现时的差异到多个基因表现时可能被累加或放大。由于利用核心引物标记的简单重复序列与相应的基因和性状之间不能一一对应，所以即使利用基因指纹图谱检测方法检测的结果100%正确，也仅能说明正确的确定了某段DNA的简单重复序列，并不能证明被检物一定具有某种性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AA、Aa、aA是三种基因型；利用基因指纹图谱检测方法如SSR标记法对其检测的结果应是三者之间均有差异，甚或是三个品种；但在显隐性的情况下，三种基因型仅能表现一种表现型，利用田间观察检测方法对其检测得出的结论应是三者之间均无差异，只能是一个品种。因品种选育、品种审定和品种保护的对象是品种的特征特性，田间观察检测鉴定的对象也是品种的特征特性，而且田间小区种植鉴定是法定的最为可靠、准确的 鉴定方法，所以，品种侵权鉴定应当坚持采用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和农业部以及国家标准规定的田间观察检测方法。为了追求审判效率和体现当事人对自己诉权的处分，也可以由当事人选择采用具有快速、便捷、经济特点的法定鉴定方法之一的基因指纹图谱检测方法作为辅助的检测方法。

三、采用基因指纹图谱检测方法进行品种侵权鉴定，否定不易，肯定更难。

（一）否定不易。
　　在DNA水平上未发现差异，并不能判定侵权或没侵权。中黄13和菏豆13是受品种权保护的具有一个共同亲本的两个大豆品种，虽然在DUS测试时，它们互未作为近似品种进行比较，但他们之间应当具有特异性。理论上，用共显性的DNA指纹如SSR标记应当鉴定出中黄13和菏豆13两个品种之间的差异。在本案，检验结论是被控侵权物与中黄13样本的DNA没发现差异，由于被告主张被控侵权物是菏豆13，种子标签上标注的品种名称也是菏豆13，因未对被控侵权物是否菏豆13予以检测，所以无法否定被控侵权物在与中黄13样本的DNA没发现差异的同时也与菏豆13没有差异，或者其就是菏豆13。
　　基因指纹图谱检测结果不能作为判断性状差异的依据。基因指纹图谱检测如利用SSR等核心引物标记的方法测试DNA的特定片段，人们通过对标记的DNA片段看到的是DNA图谱，看不到植物的性状。利用基因指纹图谱检测方法检测的主要是DNA的某段简单重复序列，DNA的简单重复序列是非编码序列，与基因和性状不能相互一一对应。所以，不能利用SSR等核心引物标记的DNA片段判断被控侵权物与授权品种的如胚轴颜色、复叶的小叶数、小叶形状、花冠颜色、种皮颜色、子叶颜色、脐色等性状有差异。不能依据基因指纹图谱间的差异判定两品种间性状有差异，就不能作出否定性结论。
（二）肯定更难。
　　有差异不等于有特异性。大豆DUS测试指南GB/T19557.4- 2004规定：“对测试品种进行特异性的观测与判别时，如测试品种与近似品种的同一性状值为同一代码，则表示测试品种在该性状上与近似品种无差异；否则，表示有差异。测试品种须有两个以上（包括两个）性状与近似品种有差异，方可判定为具有特异性。但对于胚轴颜色、复叶的小叶数、小叶形状、花冠颜色、种皮颜色、子叶颜色、脐色等性状，只要有一个与近似品种有差异，即可判定为有特异性”。本案涉案品种中黄13和菏豆13，在花色、茸毛、种皮、脐色、株型和粒形等六个性状上无差异，而不能因此就否认菏豆13与中黄13是两个有特异性的品种。尽管菏豆13和中黄13的形态特征以及抗倒性、抗病性、生育期等特性的相似度极高，如果就此否定它们之间的特异性，作出肯定性结论，不仅与农业部等省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6份审定公告和2份授权公告不符，而且与客观事实也不符；因为它们在结荚习性、有效分枝、单株荚数、百粒重和产量等特性的差异达到了遗传概率统计学上极显著的程度，同一性状值不为同一代码，所以它们确实是两个不同的品种。
中黄13和菏豆13主要性状比较表
品种名称 花色 茸毛 叶形 籽粒 种皮 脐色 株型 株高 主茎 生育期 结荚习性 有效分枝 单株荚数 粗蛋白质含量 粗脂肪含量 抗倒伏性 百粒重 产量表现
中黄13 紫 灰色 椭圆 圆形 黄色 褐色 收敛 50～70 14～16 105～108 有限 3～5 35.9 42.84% 18.66% 抗倒伏 24～26 202.7
菏豆13 紫 灰色 椭圆 椭圆 黄色 褐色 收敛 53.14 15 105 亚有限 1.71 30.86 41.84% 19.03% 较好 22.38 161.20
　　如果被控侵权物经过基因指纹图谱检测与数据库中的授权品种的基因指纹图谱达到高度相似或者没有差异，且品种审定和品种保护的田间试验和DUS测试的测试结果也表现一致，才可判定为同一品种。仅以被控侵权物经过检测与数据库中的授权品种基因指纹图谱达到高度相似或相同就判定两者为同一品种，是危险的。因为不仅目前指纹数据库不具有足够的代表性和全面的品种信息，而且品种具有什么样的基因型也不一定就有什么样的表现型。如涉案品种中黄13和菏豆13之间的花色、茸毛、叶形、种皮、脐色、株型和粒形等形态特征以及株高、主茎、生育期等数量性状几乎完全相同，若因此就判定它们是一个品种，就是错误的，因这些性状仍不具有足够的代表性和全面的品种信息。被控侵权物和中黄13在67个核心SSR标记上未发现存在差异，并不表明它们在其他标记位点上不存在差异；更不表明它们在基因型上和性状上不存在差异。不能以在67个核心SSR标记上未发现存在差异，就判定被控侵权物和中黄13是同一品种。
四、法院采用类似“在所测试的所有标记中，未发现两样品间存在差异”的检验结论，认定被控侵权物和授权品种具有同一性，主要证据不足。
　　道理很简单，不能因为中国汉族男人具有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形态特征，就判定凡在发色、眼色、肤色的基因型中与中国汉族男人未发现存在差异的人，都是中国汉族男人；其可能是回族人、日本人、朝鲜人等黄种人族中的任一男人或女人。同理，不能因为中黄13具有紫花、灰茸、椭圆叶、圆籽、黄皮、褐脐等性状所对应的SSR等核心引物所标记的DNA片段，就认定凡是在上述几个DNA片段的图谱上与中黄13没有差异的大豆就都是中黄13。中黄13和菏豆13既然是同一亲本的兄弟，理论上应有50%左右的基因是相同的；另外两个不同的亲本菏95－1和中90052-76既然也都是大豆品种，应具有大豆的共同基因；所以，中黄13和菏豆13的绝大部分基因是相同的。事实上，审定公告业已证明两个品种在花色、茸毛、叶形、种皮、脐色、株型、粒形、株高、主茎等形态特征以及生育期等生理特性上是完全相同的。只要不能证明测试所用的67个核心引物所引出的是决定中黄13与菏豆13之间存在差异的性状所对应的全部DNA片段，就不能因67个核心引物所引出的DNA谱带相同得出两样本是同一品种的结论。大豆基因组中存在多达66000个基因，假设一个引物对应的是一个基因的DNA片段，用67个核心引物引出的DNA谱带相同，并不能说明67个基因以外的那65933个基因的DNA谱带也相同。在未确认另65933个基因不可能发生突变的情况下，将其排斥在被检测标记位点之外的做法，值得探讨。目前在核心引物与基因和性状尚不对应且核心引物数量不足的情况下，仅用几个核心引物引出的DNA谱带判定被控侵权物是否授权品种，风险很大。
就本案而论，因被告主张被控侵权物是菏豆13，所以在应原告要求对被控侵权物与中黄13进行基因指纹图谱检测比对的同时，也应就被告要求对被控侵权物与菏豆13进行基因指纹图谱检测比对。如果经基因指纹图谱检测，被控侵权物与菏豆13无差异，证明其有可能就是菏豆13，没有侵犯中黄13的权。如果检测结果既与中黄13无差异又与菏豆13无差异，就更不能判断被控侵权物是中黄13。由于菏豆13也是授权品种，此案既有可能是菏豆13侵了中黄13的权，也有可能是中黄13侵了菏豆13的权。检测机构作出的“在所测试的所有标记中，未发现两样品间存在差异”检验结论，只能证明被控侵权物和中黄13在67个SSR核心引物检测的位点上没有发现差异，并不证明在67个SSR核心引物检测的位点以外的DNA片段上没有差异，更不能证明被控侵权物和中黄13属于同一品种。法院单一采用该检验结论认定被控侵权物和中黄13具有同一性，主要证据不足。
五、品种侵权鉴定，基因指纹图谱检测应当作为辅助鉴定方法，而不应替代田间观察检测。
由于鉴定机构未将涉案菏豆13与中黄13的原种的标准基因指纹图谱相比较，是否存在菏豆13和中黄13的原种的标准基因指纹图谱，作者不知。对于一些申请品种甚至标准品种来说，由于来自于不同的育种机构的保存、繁殖和审定机构掌握标准的差别，或者申请品种本身未达到遗传稳定，都可能造成同名品种间无论在形态上还是在基因指纹图谱上均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给用基因指纹图谱验证也造成了困难。对于还没有达到遗传稳定就提请品种保护的品种，基因鉴定无法得到准确的指纹图谱。品种纯度和遗传纯合度将在根本上影响基因指纹图谱构建的效果。涉案品种中黄13和菏豆13，不同审定公告公告的形态特征和生理特性，都存在差异。
中黄13不同审定公告间性状差异表
审定编号 粒形 脐色 主茎（节） 结荚高度(cm) 株高（cm） 生育期（春） 分枝(个) 百粒重 亩产
国审豆2001008 圆形 褐 14～16 10～13 50～70 130～135 3～5 24～26 202.7
京审豆2002002 椭圆 褐 17～19 20 70 130～135 2～3 24～26 189.4
川审豆2005006 近圆 浅褐 12 11.4 55 122 2 24.8 162.5
菏豆13不同审定公告间性状差异表
审定编号 叶形 结荚习性 株高 分枝 单株粒数 蛋白质 脂肪 单产
国审豆2005012 椭圆形 亚有限 53.14 1.71 60.08个 41.84% 19.03% 144.44
英美刑法之因果关系概述

楼杰科


不同的地域局限着当地人们的视野，从而决定着他们的思维，也就表示着有关事物看法的特定性。人们生活形式虽然多样，但是也存在着潜在的相似甚至一致之处。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宁愿重复着孟德斯鸠的地域影响法律的学说，如果更高级一点，那就应该高谈阔论萨维尼的法律是民族精神的真知灼见。然而，我们似乎不仅谈论这些有利于法学与法律发展的善意见识，而且也应关注现实的社会及其规则。于是，我们必然回到活生生地世界，自己力所能及和可视，可闻，可思地天地之间。无论制定法还是判例法，都存在着合法性立论。规则说，社会实践及其控制说，还是自然说，以及前所提及之民族精神说，还是其他所谓的灼见，在归根结底地意义上，都是在论证法律存在的合理性。进而证明法律适用的合理性。换言之，一个集团对其“看不顺眼”的个人如何强制地以集团的观念来重新塑造他才是正当的呢？有关刑法同样如此。
言归正传，因果关系就如你所认为的，在刑法学领域是如此重要，以致不仅不能忽略不计，相反应该受到极度重视。就现代刑法而言，这是一个颠之不破的真理性见解。因为行为以及行为结果之间的内在联系致使行为人与行为对象（客体）产生了不可变更的关系。由此，刑法介入人类生活，或者微观上讲，介入具体行为人所造成之具体危害的事实就有了十分有力的“借口”。并且作为一种主导力量，法律调整以及规制人类自身行为的方式，就有了存在的合理性。可以说，因果关系使刑法存在于世合法化了。如果说有什么可以更改的，那么就只有人们在思维领域的对因果关系的不同看法了。所以，在漫长的人类历史的演变过程中，众所纷纭，踏至而来的许多有关因果关系的见解都不时地改变着，进而改变着刑法理论及其法律，也就构成了浩颜可观地刑法史之一部分。
自然我不想去重述历史的痕迹，去拾掇历史留于后人的宝贵财富，而宁愿去“拾人牙慧”。因为整理历史或许对我而言是个庞大的“工程”，一项沉重的工作，而概述英美刑法之因果关系仅是在英美刑法学者们的论述上“翻译”成我们的语言。用我们的思维方式，确切地讲，是以我的思维方式解读。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因果关系客观上讲有两层含义：意识与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仅指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根据犯罪构成理论，无论是大陆法系的三要件，还是我国的四要件，以及英美法系的两要件，都不约而同地将因果关系归为犯罪的客观方面，而把意识与行为之间的联系归为犯罪的主观方面。以致于英美刑法学者认为行为犯就不存在因果关系，只有在讨论结果犯时才考虑因果关系。因此，“因果”的英译是“cause and effect”，即，“原因与结果”，虽然因果关系是“causation”。
刑法领域一直存在着人们应该为他们的行为负责还是应为他们的行为的结果负责的争论。换言之，在因果关系中，是为原因（cause）负责还是为结果（effect）负责？于是，在大陆法系的客观主义学派中，产生了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而在英美法系中，有人认为人们为他们的行为负责，因为结果是什么，很大程度上是个偶然性或机会（chance）问题。易言之，他们认为行为是确定的，而行为的结果则是不确定的。我们应为哪个结果负责呢？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是很难认定的。也可以说我们如何运用因果关系规则才能保证认定的因果是正确的呢？
当然，作为认识对象的因果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天然”存在，但是在认识领域则有所不同。我们常常强调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不同于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作为认识对象，还未进入价值判断领域，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则是价值判断后的结果。即，人们基于一般的道德准则对行为产生结果时的作用事实的评判。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更多地涉及道德问题。故而，可能很多因果关系根据严密的逻辑无法得到说明，甚至于是矛盾的。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它作出价值上的选择。因为社会之现实要求我们不能借口逻辑上说不通，或者感情上的不可拒绝选择。法律更注重理性（reason），并且是实践理性。乔纳森.赫林在他的《刑法》一书中举了McKechine案：被告人用电视机砸被害人，导致被害人头部受伤。送到医院检查发现被害人患有十二指肠溃烂。由于被告人导致被害人头部受伤因此就不可以对溃烂部分动手术，而被害人不久后死于十二指肠溃烂。这里被告人的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吗？在事实上，被害人死于十二指肠溃烂，而非由被告人造成的头部受伤。但是正是由于头部受伤致使无法进行及时的手术，以致于被害人死亡。所以在法律上，我们找到了切入点——无法进行手术是因被告人造成的头部受伤——在道德领域内，我们有了惩罚被告人的正当性理由。就如乔纳森.赫林所说的：但是作为一个可归因于道德责任的问题，这种决定是正确的。
即使如此，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也必须关注事实因果关系，因为它毕竟是基础，存在性对象。没有事实就无法认识，也就没有价值选择。如美国刑法所言“控方必须证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导致’危害结果，并且有两种不同情形：（1）行为是危害的‘事实原因’；以及（2）行为是危害的‘近因’（或是‘法律’原因）。”
有关事实原因（cause in fact）在英美刑法中有两种检验标准。一种是“but—for”标准，即“要不是”或称“如果没有”规则；另一种是实质作用标准或称“实质作用原因”。前者在理论上称为条件说，是最常用的规则。一般公式为“如果没有A，就没有E”。换言之，如果没有被告人的行为就没有被害人的受害结果。这种方法最显著的缺点是“即使行为不发生，结果无论如何都会发生，那么行为就不是结果的事实原因。”这源于由果追因的思维逻辑。并且更加荒谬的是它会扩大因果关系。经常受到指责的是“依此逻辑，每个罪犯的父母也是犯罪的事实原因”。而且有时这种逻辑思维会否定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例如，甲、乙两人同时但并不知对方也在放火烧房子，结果房子烧毁。按照“要不是”规则，甲、乙两人就都不是房子烧毁的事实原因了。因为如果没有甲放火，房子仍旧会烧毁；没有乙放火，房子还是会烧毁。所以，谁都不是放火“元凶”了。为弥补此等缺陷，引入了判断事实的“实质作用原因”，即如果有A就有E，那么A就是E的实质原因。也就是说，A不必然是E的唯一原因，甚至于不是重要的原因，只要A有助于E的实现，那么A就是E的事实原因。自然这种方法避免了“要不是”规则的缺陷，但是它可能使有些本因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被排斥在刑法以外。
为弥补事实原因的缺陷，更为了使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合法存在。法律原因（cause in law）逐渐浮出水面。法律原因是指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导致法律保护的（他人）利益受到侵害，法律认为行为人应该为其行为负责的法定原因。最著名的是近因说（proximate cause）。何谓近因，在制定法上没有确定的定义，近因是判例法中的概念，因此有关近因的定义就按各案事实确定。而美国模范刑法典认为，如果结果的发生不是太离谱或者太意外以致于与行为人的责任或行为的严重性无关，那么行为就是危害结果的近因。该方法在凶杀案中的应用就是“一年零一天”规则，即，如果被害人在被告人行为后一年之后死亡，那么就不能判被告人有罪。从某种意义上说，近因说掺和着政策因素，在认定法律因果关系时，考虑进了政策考虑事项。
有关近因说在英美刑法中要注意两个问题。其一，是意图中的危害类型发生，以及意图中的方式大致发生，但是被害人不是意图中的对象；其二，是意图危害的一般类型发生并对意图中的被害人实施，但是以非意图中的方式发生。前者，经常与“犯意转移”说产生“瓜葛”。所谓“犯意转移”是指，意图中的被害人与实际的被害人不是同一人，即，发生错位，而被告人的原有意图转移到了实际被害人身上。例如，甲想并且去杀乙，但结果杀了丙。依据犯意转移说，甲仍旧有谋杀的罪责，而不是误杀。而从因果关系来看，甲的杀害行为确实是丙死亡的原因。后者，如果非意图中的危害方式是完全奇异并且不可预见的，那么就没责任。这里是因为危害方式的奇异与不可预见从而否定了近因的存在。但如果近因是直接原因，那么如下事项可能不否定近因：1、危害类型稍有差异，但是一般危害类型发生；2、结构稍微不同，但是一般危害类型发生；3、先前存在的弱点，如被害人更容易受伤或死亡（如血友病患者）；4、惊吓与压力，如被害人患有心脏病，因被告人抢劫致使被害人死亡。以上事项虽然在客观上与主观意图有所偏差，甚至于完全没有料到，但是就因果关系而言，显然成立。因为因果关系不考虑主观方面。
有关英美刑法中之因果关系不可忽略的部分是有关介入行为是否打破因果链的问题。介入行为，拉丁文是“Novus Actus Interveniens”，英译为“an act which breaks the chain of causation”，即，打破因果链的行为。依据介入行为与被告人行为之间的联系，可将介入行为分为附属的介入行为和独立的介入行为。所谓附属的介入行为是指没有被告人的行为就不会发生的行为，最典型地是，医疗。而独立行为则指即使没有被告人的行为也会发生的行为，但与被告人的行为合并才造成危害结果的。附属介入行为一般不打破因果链，只有在既不可预见又是反常的情况下才打破因果链。而独立介入行为更可能打破因果链，只要行为是不可预见的就行。
根据介入行为实施的主体或事件发生的原因，可以将介入行为分为第三者的行为与被害人的行为，以及不可抗力。
所谓第三者的行为是指被告人与被害人以外的人实施的对引起危害结果有作用的行为。首先，是第三者的自由自愿行为。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行为人在“自由，故意以及已知的”状态下实施引起危害结果的行为，因此其为自己行为的结果负责。即，第三者的自由自愿行为打破被告人的行为与被害人的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链。其次，第三者的合法行为不打破因果链，如由于第三者没有刑事责任能力，作为“无辜代理者”引起了被害人的死亡；第三者没有犯罪心理，他在实施行为时并未意识到自己正在引起危害；有辩护理由，如第三者有正当理由实施行为。最后，是医疗措施。如前所述，医疗措施是附属的介入行为，因此一般情况下不打破因果链。只有在既不可预见又反常的情况下打破因果链。因此差劲的医疗措施不是被告人的辩护理由，虽然，医院或医生的不恰当措施可能提供辩护理由。但这种不恰当的措施“使原先的仅成历史时才可以说死亡不是来自原先的伤口。”易言之，只有在措施明显错误并且原先的行为不再是危害的实质作用原因时医疗措施才打破因果链。
被害人的行为可能打破因果链，包括作为与不作为。在被害人自己的行为有助于自己死亡的案件中，法律不情愿的承认被害人的行为打破的因果关系链。被害人为躲避被告人的攻击时使自己受伤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但是，如果被害人的行为是合理可预见的，那么就不打破因果链。“当然如果被害人所做的是如此‘愚蠢’，……或如此意外，以致特定的攻击者事实上没有预见而且没有一个理性人可以被期望预见它，那么它仅是十分间接以及非真正意义上的攻击结果，事实上它是由被害人的不能合理预见且打破攻击与伤害或受伤之间的因果关系链的自愿行为偶然引起的。”在此，预见是指理性的一般人是否会预见到，而不是被告人是否预见到。刑法对不作为极不情愿归责，因此刑法一般也不承认被害人的不作为打破因果链。在英美刑法中最有名的案例是Blaue案。在该案中被害人被刺伤并被要求输血。但她是耶和华见证会成员，因宗教原因拒绝输血。不久后她就死了。如果输血，她就不会死。但是这被认为被害人的不作为不是引起死亡的原因，而是被告人的行为。因此被告人为死亡负责。但是这是否合理呢？换言之，被告人是否应为被害人的固执己见负责呢？
不可抗力，如果不可抗力是如此不可预测致使一般理性人也无法认识到，那么就打破因果关系链。
当然应该注意的是确立因果关系，并不一定有责。如前所述，因果关系属于犯罪的客观方面，而犯罪是犯罪的客观方面与主观方面的并发，即犯罪行为与犯罪心理的一致。仅有因果关系显然不构成犯罪（除严格责任犯罪）。另外一点是有关因果关系的事实问题在英美的司法实践中由陪审团决定，这基于法官与陪审团在审判时的分工。